执笔者张香华女士。（文载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台北《自立晚报》。七月一日香港《百姓》半月刊。）

    ──比裔美籍司礼义神父谈“丑陋的中国人”

    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么？”

    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

    ──若望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

    和司神父相处，常给你惊奇的经验。

    在馆子里，面无表情的女侍把菜单扔到我们面前，司神父悄悄问我：“你知道她为什么这种态度？”我还没找出适当的答案，他却幽默的说：“她不喜欢我。”

    街上，几个年轻女孩走近，司神父望着Ｔ恤上印着外文的一位叫我看，我说我不懂法文。司神父为我翻译，那几个字的意思是：“来乱搞我！”他摇头叹气：“她一定不知道这个意思。”

    司神父住在台北市万大路附近，那一带拜拜风气很盛，大街小巷处处是庙宇，和私人开设的神坛，司神父告诉我：“昨晚这里上演酬神戏，你知道他们演什么？”我答：“布袋戏。”心想这回一定答对了。谁知司神父的答案是：“他们表演脱衣舞。”

    今年七十余岁的司神父，是比利时裔的美国人，前后十余年在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的生活体验，使他对中国十分熟悉，加上他是中央研究院研究殷墟文字的学者，他对中国语言、文字、民俗的研究，已有五十年之久。从一九三○年起，司神父开始习中文，曾经是赵元任、陈世骧两位语言学家的学生；一九五五年得柏克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腊文、拉丁文，熟谙中文、西藏文、蒙古文、梵文、日文。一九三七年，他到中国大陆北方，一面传教，一面作中国民俗研究、歌谣收集工作，并用英、法、德文等多种语言，发表过学术论着三十余种。

    我告诉神父，我很吃惊，因为他老是提醒我这个中国人，身边许多习而不察，或察而不觉的现象。我心想，为什么不请他就“丑陋的中国人”这个主题，说说他的看法。以他对中国人的了解之深，对中国人的感情之浓，加上他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精神，他丰富的学识和修养，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跨国性和跨民族性的启示。

    司神父说：“你不在乎我的话令你惊奇？”

    我说：“我正在期待你给我最大的惊奇。”

    司神父本名Paul L-M. Serruys，司礼义，是他的中国名字，从这个名字，看出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可是，司神父答复我的礼义之问，却说：

    “礼，是很好的东西，是人类行为的规范。但，中国人只讲礼，不讲理。于是礼的好处就变了质。因为礼应该接受理──正确的原因（the right reason）的指导。”

    “义难道不是正确的原因？”我说：“我们中国人一向有‘礼义之邦’之称。”

    “礼义之邦？”司神父沉吟一会，“我没听说过。‘义’字的英译，应该是Right或者还有一个意义相近的字Justice。可是我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社会是非观念（Social Justice）。中国人讲的义，是用来要求别人而设的，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例外，可以不必遵守。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义’是双重标准。”

    我问：“从什么事情，使你对中国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交通现象就是一张中国社会的图画，”司神父说：“中国人对作为一个国民，应该尽什么义务，完全没有观念。交通规则在中国，只是订来要求别人遵守的，自己不但不遵守，一旦受到指责，立刻觉得没面子。又譬如说，我今天这样批评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的反应，恐怕是生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