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年期间，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异常繁忙。完全可以说，这八年来各种公办的疑难著名案件，没有一件不请教福尔摩斯的。还有千百件私人案件，其中许多是十分错综复杂并具有特色的，福尔摩斯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许多惊人的成就和一些不可避免的失败是这一漫长时期连续工作的结果。由于我对这些案件有闻必录，其中的许多案件我自己也亲身参加过，可以想象，要弄清我应该选择哪些来公之于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我可以按照我从前的作法，优先选择那些不是以犯罪的凶残著称，而是以结案的巧妙和戏剧性而引人入胜的案件。由于这个原因，我就选择了有关维奥莱特·史密斯小姐，查林顿的孤身骑车人一事，以及我们调查到的奇异结局，这个结局以出人意料的悲剧而告终。现在我就把情况介绍给读者。诚然，这些事对我朋友那因以扬名的才能并没有增添什么异彩，可是这件案子却有几点非常突出，不同于我从中收集资料写成了这些小故事的那些长期犯罪记录。我翻阅了一八九五年的笔记，查出是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我们第一次听维奥莱特·史密斯谈自己的事。我记得福尔摩斯对她的来访极不欢迎，因为那时他正全神贯注于一件十分难解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著名的烟草大王约翰·文森特·哈登所遭遇的特殊难题。我的朋友最喜欢的事就是准确和思想集中，在办手头的事情时，最厌烦别的事来打扰他。尽管如此，但他生性并不固执生硬，不可能拒绝那位身材苗条、仪态万方、神色庄重的美貌姑娘来讲述她的遭遇，何况她又是在这么晚的晚上亲自来贝克街恳请他帮助和指点的。尽管福尔摩斯声明时间已经排满，但也无济于事，因为那姑娘下定决心非讲不可。很明显，她不达到目的，要想使她离开除非动武。福尔摩斯显出无可奈何的神色，勉强地笑了笑，请那位美丽的不速之客坐下，把她遇到的麻烦事如实地讲给我们听。“至少不会是一件有碍你身体健康的事，”福尔摩斯用那双敏锐的眼睛把她周身打量了一番说道，“象你这样爱骑车的人，一定是精力充沛的。”她惊异地看看自己的双脚，我也发现了她鞋底一边被脚蹬子边缘磨得起毛了。“是的，我经常骑自行车，福尔摩斯先生，我今天来拜访你，正是和骑车的事情有关系呢。”我的朋友拿起这姑娘没戴手套的那只手，象科学家看标本那样，全神贯注而不动声色地检查着。“我相信，你会原谅我的。这是我的业务，”福尔摩斯把姑娘的手放下，说道，“我几乎错把你当成打字员了。显而易见，你当然是一位音乐家。华生，你注意到那两种职业所共有的勺形指端吗？不过，她脸上有一种风采，”那女子平静地把脸转向亮处，“那是打字员所不具备的。所以，这位女士是音乐家。”“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教音乐。”“从你的脸色来看，我想你是在乡下教音乐。”“是的，先生，靠近法纳姆，在萨里边界。”“是一个好地方，可以使人联想到许多有趣的事情。华生，你一定记得我们就是在那附近拿获了伪造货币犯阿尔奇·斯坦福德。嗯，维奥莱特小姐，靠近法纳姆，在萨里边界，你遇到什么事了？”那位姑娘十分清楚明白、镇静自若地说出下面这一段古怪离奇的事情来：“福尔摩斯先生，我父亲已经去世了。他叫詹姆斯·史密斯，是老帝国剧院的乐队指挥。我和母亲在世上举目无亲，我只有一个叔父，他名叫拉尔夫·史密斯，于二十五年前到非洲去了，从那时期音信全无。父亲死后，我们一譬如洗，可是有一天人家告诉我们，《泰晤士报》登了一则广告，询问我们的下落。你可以想象我们是多么激动啊，因为我们想这是有人给我们留下遗产了。我们立即按报上登的姓名去找那位律师，在那里又遇到了两位先生，卡拉瑟斯和伍德利，他们是从南非回来探家的。他们说我叔父是他们的朋友，几个月以前在十分贫困中死于约翰内斯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