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打算发表《格兰其庄园》之后，不再写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辉煌事迹了。这并不是因为缺少素材，还有几百个案例没有使用过；也不是因为读者对于这位卓越人物的优秀品格和独特方法失掉了兴趣。真正的原因是福尔摩斯先生不愿意再继续发表他的经历。其实，记录他的事迹对他的侦缉工作是有好处的，但是他一定要离开伦敦，到苏塞克斯丘陵地带去研究学问和养蜂，所以很不喜欢继续发表他的经历，而且再三叮咛要我尊重他的意愿。我对他说，我已经向读者表明，《第二块血迹》发表之后，即将结束我的故事，而且用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性案件做为全书的结尾，是最恰当不过了。所以，最后我得到他的同意，小心谨慎地给公众讲一讲这个事件。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些细节可能显得不很清楚，请公众谅解我不能不有所保留的苦衷。某一年秋天，年代不能讲明，请读者原谅，一个星期二的上午，有两位驰名欧洲的客人来到我们贝克街的简陋住所。一位是著名的倍棱格勋爵，他曾两度担任英国首相。他的鼻梁高高耸起，两目炯炯发光，相貌显得十分威严。另一位肤色黝黑，面目清秀，举止文雅，虽然不到中年，可是看样子阅历很广。他就是崔洛尼·候普——负责欧洲事务的大臣，英国最有前途的政治家。他们二人并肩坐在堆满文件的长沙发椅上，从他们忧虑而焦急的神色可以看出，他们到这里来，一定是有要事相求。首相那青筋凸起的双手紧紧握着一把雨伞的象牙柄，他看看我又看看福尔摩斯，憔悴、冷漠的脸上现出无限的忧愁。那位欧洲事务大臣也心神不安地时而捻捻胡须，时而又摸摸表链坠。“福尔摩斯先生，今天上午八点钟我发现有重要文件遗失，赶忙告诉了首相。遵从首的意见，我们立即来找你。”“您通知警察了吗？”首相说起话来迅速而又果断——众所周知，他总是这样讲话的：“没有，我们不能这样做。通知警察就意味着把文件公之于众，这正是我们所不希望的。”“先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一旦公之于众很容易、或者说很可能会引起欧洲形势复杂化。甚至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此都不过分。追回文件一事，必须绝对保密，否则也就毫无必要，因为盗窃文件的目的正是为了公布文件的内容。”“我明白了。崔洛尼·候普先生，请您准确地叙述一下文件是在什么情况下丢失的。”“好，福尔摩斯先生，几句话便可以说清楚。我们六天以前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外国君主寄来的。这封信事关重大，因此我不敢放在保险柜里，而是每天带到白厅住宅街我的家中，锁在卧室的文件箱里。昨天晚上还在那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换衣服吃晚饭的时候，打开箱子，看见文件还在里面。今天上午就不见了。文件箱一整夜全放在我卧室梳妆台镜子旁边。我和我的妻子睡觉都很轻。我们二人都敢肯定夜里没有人进到屋里，可是文件却不见了。”“您什么时候吃的晚饭？”“七点半。”“您睡觉前做了哪些事？”“我的妻子出去看戏了。我一直坐在外屋等她。到十一点半我们才进卧室睡觉。”“也就是说，文件箱放在那儿有四小时没人看守。”“除了我自己的仆人和我妻子的女仆早晨可以进屋以外，其他任何时间绝不允许任何人走进屋内。这两个仆人是可靠的，在我们这里工作已经相当久了。此外，他们二人谁也不可能知道在我的文件箱里放着比一般公文更重要的东西。”“谁知道有这封信呢？”“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您的妻子一定知道了？”“不，先生。直到今天上午丢了这封信我才对她说。”首相赞许地点了点头。他说：“先生，我早就知道您的责任感是很强的。我深信这样一封重要信件的保密问题会重于家庭中的个人情感。”这位欧洲事务大臣点了点头。“蒙您过奖。今天早晨以前我和我的妻子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过这封信。”“她会猜出来吗？”“不，她不会，谁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