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着头，形容十分忧郁，身子朝着壁火。我刚要设法行动，突然有人重重地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原来上校就站在我身旁。“‘到这边来，先生！’他压低了声音说。他一言不发地走到楼内，我一直跟着他走到我的住房。他在门厅里拿起一张火车时刻表。“‘八点半有一班火车开往伦敦，’他说。‘马车八点钟在大门外。’“他脸都气白了。而我呢，我感到自己的处境太尴尬了，我只能结结巴巴说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道歉话，力求用对我朋友的担心来给自己解释。“‘这个问题用不着再谈，’他斩钉截铁地说道，‘你无耻地侵犯了我们家庭的权利。你到这儿来是做为客人，但你成了暗探。先生，我只有一句话说，就是我不要再看见你。’“这下子我也火儿了，我说了些不客气的话。“‘我看见你儿子了，我认为你是为了个人目的不让他见人的。我不知道你把他关起来的动机是什么，但我敢肯定他已失去行动自由。我告诉你，上校，除非我确知我朋友是安全和健康的，否则我绝不会停止我的努力来弄清真相，我也绝不会被你的任何恐吓所吓倒。’“这个老家伙面色变得象魔鬼一样凶，我真以为他可能动手。我方才说过他是一个瘦削的、狂暴的高大老头子，虽说我不是弱者，我也很难对付他。但是他在狂怒地瞪了我半天之后转过身就走出去了。我呢，我早上按时乘火车走了，我的意图就是立即来找你听取你的意见并求得你的帮助，这就是我写信与你约会的缘故。”以上就是我的来访者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大概精明的读者已经看出来，这个案子并不难解决，因为只有极有限的选择答案就可以解释问题的根源。但是尽管简单，这个案子却有着新奇有趣的地方，所以我才冒昧地把它记录下来。现在我就用我常用的逻辑分析方法来缩小可能的答案范围。“仆人们，”我问，“一共有几个人？”“照我尽量估计，只有老管家和他的妻子。他家生活看来十分简单。”“那么在花园小屋内没有仆人了？”“没有，除非留胡须的那个矮男人当仆人。但他看来身份要高得多。”“这一点很有启发。你看到过从一所房子往另一所房子送食物的迹象吗？”“你这么一提，我倒记起来曾看见老拉尔夫提着一个篮子朝着平房的方向往园里走去。当时我并没往食物上想。”“你在当地进行访问打听了没有？”“是的。我和火车站站长以及村内旅馆主人攀谈过。我只是简单地问他们是不是知道我的伙伴戈弗雷的情况。他们两人都说他航海周游世界去了。他曾回过家，但紧接着就外出了。看来关于他旅行的说法已经被大家接受。”“你没有向他们提到你的猜疑吗？”“一点没提。”“这很明智。这件事是要调查的。我要跟你一起到图克斯伯里旧庄园去一趟。”“今天？”可巧当时我正在了结一桩案于，就是我朋友华生叙述过的修道院公学案。我还受到土耳其苏丹的委托要办一个案子，如果延误将会发生极严重的政治后果。所以，直到了下周初（照我日记的记载）我才由詹姆斯·Ｍ·多德先生陪同踏上去贝德福郡的旅程。在我们驱车路过伊斯顿区的时候，我把一位严肃寡言、肤色黝黑的绅士也接到车上，我是事先跟他约订好的。“这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我向多德说，“请他在场也许一点用也没有，但是也许起决定作用。目前不必细谈这一点，到时候就知道了。”凡是读过华生写的记录的读者，想来已经熟悉我的做法，就是在侦查一件案子的过程中我是不多说话、不泄露想法的。多德似乎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没有说什么，我们三个人就一同继续赶路了。在火车上我又问了多德一个问题，故意让我们那个同伴听见。“你说你从窗户里清晰地看见你朋友的脸，所以敢肯定那是他本人，是吗？”“关于这点没有问题。他的鼻子贴住玻璃，灯光正照在他脸上。”“不会是另一个长得象他的人吗？”“不可能，确实是他。”“但是你又说他的样子变了？”“只是颜色变了。他的脸色是——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