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释放。但是必须绝对保密，否则即使是在这个穷乡僻壤也会引起群众哗然，早晚会把我扭送麻疯病院的。吉米，就连你也不能告诉。今天我父亲怎么会让步的，我真不明白。”上校指了指我。“是这位先生气使我让步的，”说着他打开了我递给他的纸条，上面写着“麻疯”字样。“既然他已经知道这么多了，那最安全的办法还是全告诉他。”“确实如此，”我说道，“谁敢说这样做没有好处呢？看来只有肯特先生一个人诊视过病人。请允许我，敢问先生是不是这种病的专门医生呢？因为，据我理解，这是一种热带病或亚热带病。”“我有合格医生的正常知识，”他有点板起面孔地说。“先生，我深信你是有能力的，但我觉得在这一病例上听听会诊意见也是有价值的。据我理解，你避免会诊只是怕发生压力而使你交出病人。”“正是这样，”上校说。“我预料到这一点了，”我解释说，“今天我带来一个朋友，他的谨慎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以前我曾替他出过力，因此他愿意做为一个朋友而不是做为专家来提供他的意见。他的名字是詹姆斯·桑德斯爵士。”听我这么一说，肯特先生脸上流露出的那种惊喜之状，简直就象新提升的下级军官要会见首相似的。“我将感到骄傲，”他低声地说道。“那我就请詹姆斯爵士到这里来。他现在正等在门外的马车里。至于我们，上校，咱们可以到你书房去，我来做些解释。”在这种关键时刻就显出我是多么需要我的华生了。他善于运用得体的提问和种种惊叹词来夸张我的侦查艺术，把我那种本来只是系统常识的侦察术给夸大成奇迹。现在我自己来叙述，就没有人来捧场了。我只好照实叙述，就象那天在上校书房里我对着几个听众所说的，其中还包括戈弗雷的母亲。“我的方法，”我说道，“就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面：当你把一切不可能的结论都排除之后，那剩下的，不管多么离奇，也必然是事实。也可能剩下的是几种解释，如果这样，那就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证实，直到最后只剩下一种具有足够根据来支持的解释。现在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一下当前这个案子。起初，提到我面前的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位先生在他父亲庄园的小屋里被隔离或禁锢起来。可以认为他是由于犯罪而逃避，或者是由于精神失常而不愿住疯人院，最后是因为有某种疾病而需要隔离。我想不出其它解释。那么，就需要把这几个结论加以对比和甄别。“犯罪之说是不能成立的。本地区并没有尚未破案的犯罪报告，这我十分清楚。如果说是尚未暴露出来的犯罪，那从家族利益来说应该是把他弄走或是送出国外，而不是藏在家里。我看不出这条思路有什么可能成立的地方。“精神失常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小屋里有的第二个人可能是看守人。他走出来以后把门倒锁上，这就加强了上述假设，说明可能是强行禁闭。但另一方面，强制不可能是很严的，否则这个青年就不会跑出来去看一眼他的朋友了。多德先生，你记得我曾探索论据，比如问你肯特先生读的是什么报纸。如果是《柳叶刀》或《英国医学杂志》，那会帮助我思索。但是，只要有医生陪同并上报当局，把疯人留在家里是合法的事。为什么这样拼命保密呢？因此精神失常的设想也不能成立。“剩下的第三个可能，看来虽然稀奇，却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麻疯在南非是常见病。由于特殊的机遇，这位青年可能受到感染。这样一来，他的家属处境就十分困难了，因为他们不愿把他交给麻疯隔离病院。为了不露风声、不受当局干涉，必须严守秘密。如果给以适当报酬，不难找到一位忠实的医生来照顾病人。也没有理由在晚上不让病人出来。肤色变白是这种病的普通症状。这个假设的论据是十分充足的，以致使我决心把它当做已被证实了那样来行动。当我初到这里，发现给小屋送饭的拉尔夫戴着浸了消毒水的手套，这时候我连最后的疑点也消除了。先生，我只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