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要去三次，哪一家店有什么书，我都记熟了，而且我也买了不少的旧书，全放在两层的大壁橱里面。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在这里我接触到的日本人就只有一个会说几句中国话的中年职员。后来我又发现几个经常出入的日本人，胖胖的，举动不太灵活，却有一种派头。我向别人打听他们是什么人，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刑事”，就是便衣侦探、特务警察之类吧。我一方面避开他们，另一方面暗中观察他们。

    我的观察还没有取得一点结果，我就让这些“刑事”抓到警察署拘留所去了。这是后话，我下面就要谈到它。

    到了东京，我对西文旧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买了书回来常常看一个晚上，却不怎么热心学习日语了。不过我还是到楼下办公室报了名，听陈文澜讲日语课。我记得是念一本岛木健作描写监狱生活的，他的讲解还不错，只是我缺少复习的时间，自己又不用功，因此我至今还不曾学好日语。

    回想起来，我实在惭愧得很。

    在东京我有几个中国朋友，除了在早稻田大学念书的广东人外，还有两个福建人，他们租了一幢日本房子，楼上让给两位中国女学生祝这些人非亲非戚，这样住着，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还有，我曾经坐省线电车到逗子，转赴叶山去看梁宗岱、沈樱夫妇，在他们家住过一晚。还有，卞之琳从北平到日本京都，住在一位姓吴的朋友那里，他最近到东京来看我。还有，……我想不起什么了。到东京以后两个月中间我的活动大概就只有这些吧。“刑事”们一定也看在眼里记在帐上。幸而只有这短短的两个月，因为所谓“满洲国皇帝”溥仪在四月初就要到东京访问了。日本报纸开始为这场傀儡戏的上演大肆宣传，制造舆论，首先大骂中国人。于是……一嘲大扫除”开始了。就在溥仪到来的前两天，大清早那个同福建人住在一起的四川女学生来找，说我那两个福建朋友半夜里给带走了。“刑事”们在他们那里搜查了一通。

    她讲了些经过的情形，要我注意一下。她走后我就把自己的书稿、信件检查了一番。两个福建人中姓袁的和我较熟，我是一九三○年第一次去晋江时认识他的。我抽屉里还有他的来信，连忙找出撕毁了。我也把新买的西文旧书稍稍整理了一下。

    这样忙碌了之后，我感到疲乏，便躺倒在床上。脑子哪里肯休息，我就利用这一段空闲时间清理思想，把我在日本编造的自己的经历和社会关系也好好理一下，什么事该怎么说，要记清楚，不能露出破绽。我也回忆了梁宗岱夫妇的事和卞之琳到东京看我的事。我想，要是他们问起，我全可以老实地讲出来，用不着害怕。

    吃过中饭以后我仍然照常逛西文旧书店。晚饭后我也到旧书店去。吃晚饭时我看见那个姓“二宫”的胖胖的“刑事”，但一下子就不见了。我从食堂出来，瞥见他和另一个“刑事”从楼梯上去。我心想：他们上来干什么？我考虑一下，才慢慢地走上楼。他们却不声不响地下来了。我警告自己：夜里要当心埃这一夜我心不定，书也看不进去。我估计“他们”会来找我，但是我希望“他们”不要来。我又把信件检查了一番，觉得没有什么破绽，把心一横就上床睡了，这时我们这里非常安静，不过十点多钟，我也出乎意外地睡得很好。

    忽然我从梦中惊醒了。我朝房门看，门开了，接着电灯亮了，进来了五个人，二宫就在其中。“他们”果然来了。我马上跳下床来。于是“他们”开始了搜查：信抽出来看了；壁橱里的书也搬出来翻了。他们在我这个小房间里搞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叫我锁上门跟他们一起到警察署去。

    在警察署里开始了“审讯”，审讯倒也简单，“问官”要问话，我早就猜到了，梁宗岱、卞之琳、叶山、京都……“他们”在我的答话里抓不到辫子，不久就结束了“审讯”，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