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醉。

    如今情况完全不是那回事了。我得参加各种晚宴，吃些模样神秘兮兮的东西，女士们戴着大大的耳环之类的玩意。电话整天响个不停，人们老是要问我天底下发生的大小屁事。进了参议院，情况一定更糟。如今我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而且不知怎的，许多事物就这么从我身边溜走了。

    还有，如今我照镜子，发现自己脸上长出了皱纹，发鬓泛灰，体力也不如从前了。我知道生意一直在进展，但是我自个儿，我觉得自己在原地打转。我纳闷自己做这些究竟为了什么？许久以前，我和巴布有个事业计划，如今这事业已远超过我们的梦想，但是又如何？它的乐趣远不如我在“橘子杯”跟那些内布拉斯加种玉米的家伙赛球，或是在波士顿跟“裂蛋”演出时吹口琴飙上一段，或者，就这一点而言，跟约翰逊总统一起看“贝弗利山人”。

    当然，我想我的心境大概跟珍妮也有点儿关系，但既然这是件没办法的事，我不如忘了它。

    总之，我意识到我必须离开。妈妈哭哭啼啼，用手帕一下又一下揩眼泪，跟我料想的情况一模一样，但是崔伯先生完全了解我的决定。

    “咱们何不告诉大家，你是去度长假，阿甘，”他说，“当然，你的生意利润永远在这儿，你要用随时可以拿去。”

    于是我就这么做了。过了几天，一个早上，我拿了一点现金，扔了几件衣服在帆布袋里，然后到工厂。我跟妈妈和崔伯先生道别，然后，出去跟大家握手——麦克、奎肯布希教授、“屎蛋”、“蔬菜”、“蛇人”、费拉斯教练和他的打手训练员，还有巴布的爸爸等，每个人。

    之后，我去小木屋找到公苏。

    “你打算怎么样？”我问。

    公苏抓住我的手，拎起我的袋子拿到门口。我们坐上小船，划到贝特河镇，搭巴士赴木比耳。售票小姐说：“体们要去哪儿？”我耸耸肩，她就说，“你们何不去沙凡纳？我去过一次，是个好地方。”

    于是我们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