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非常隆重、烦琐。祠堂正中神龛里整齐地排列着一个个祖宗的牌位；神龛前有一道一米多高的木栅栏隔开，前面摆着香案，香案上摆着香炉、烛台和供果；香案前站着一个主祭人，一个陪祭人和一个赞礼人。祠堂正厅前面平时是一个天井，这时都已用木板铺平，中间留下通道，左侧摆着一个大猪头，右侧摆着一只宰好去掉羊毛、内脏的全羊，作为祭品。参加祭奠的众子孙站在天井前面的下厅，按辈份排成几行，每一行面前都铺着一条一丈多长、二尺多宽的竹席作为跪拜的铺垫。仪式开始，吹鼓手吹奏礼乐，随着赞礼人的口令，主祭人秉烛、焚香、烧纸钱、念祭文，什么“左有猪首，右有羔羊，祭奠于祖宗灵前曰”念了一通，然后就是众子孙跟着赞礼人念一些祈求祖宗保佑平安、吉祥之类的词，边念边跪拜叩首；赞礼人喊跪则跪，喊拜则拜，喊起则起，个个虔虔诚诚，不敢大声喧哗。最后宣布礼成。晚上就大摆酒宴，饱餐一顿，这也是我盼一年一度春祭最要紧的一个节目。当时，因为我父亲识几个字，开始当赞礼人，以后又担任陪祭、主祭，所以，我从读私塾开始，父亲就带我参加春祭；待我上了高小，“祀会”选我当赞礼人，便正式参加春祭活动了。那时候当赞礼人也不容易，要背几十句、上百句礼仪口令，唱礼时不许笑，不许念错，都要事先背诵得滚瓜烂熟才能胜任，吃这一盛宴也得花不少脑筋。

    春祭的第三天是“祀会”议事，还是参加祭祀的成员全体出席，由负责“祀会”的长者公布一年的收支账目，提出来年的收支打算，议定聘请小学校长、教员人选和补助高小以上学生多少助学金；有时还议定保护山林、水利的规定和组织修桥铺路的人工，裁决处分违犯族规的不肖子孙。记得有一年，我看到“祀会”处分一个好吃懒做、小偷小摸的跛子，捉到祠堂外面打了三十大板屁股。现在回想起来，这三天春祭虽然是一种封建迷信活动，而且耗费了很多钱、粮（这些钱、粮名为“祀会”所有，实是大家辛苦劳动的积累），但对饥肠辘辘的我和穷乡亲来说，确也是难得的三天饱饭。再者，这种“祀会”议事形式，也可以说是当时农村的一种“民主”形式，虽很原始，但在落后的山区还是起了一些好的作用。

    在旧社会，我家乡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满崽满娇娇，带大满崽砍柴烧；一日砍一担，十天砍一礁（堆），又有卖来又有烧。”农家的伢子长大了就应该上山砍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当然也不例外，放学后，星期大，特别是寒暑假期，都要参加地里劳动，上山砍柴，有时还要和香文叔父一起挑柴到永和市去卖。他能挑一百多斤，我只挑四十来斤。每次挑柴走十几华里山路也是够辛苦的。柴卖掉后，叔父总要到饭铺里给我买一碗米饭吃，他自己却只吃自带的红薯丝饭；我要同他分着吃，他也不肯。

    永和市是浏阳县东乡的一个重要集镇，水陆交通方便，附近乡村的土特产大多在这里集散，市场十分繁华。当时，离闹市街道三四里地的水府庙里驻扎着军阀吴佩孚的部队。这支部队象土匪一样，经常到街上酗酒闹事，敲诈勒索，甚至明目张胆地拦路抢劫来往客商，群众对他们又恨又怕。有一天，我和香文叔父到永和市卖柴，不料遇到吴佩孚部队的一个采买上士说要买柴。我心想：不好，八成是白拿不给钱。急中生智，顺口撒个谎说：“老总，这柴已经卖给人家了，客人去买肉，马上回来带我们挑他家去！”

    那个采买上士把眼一瞪，恶狠狠地吼道：“他妈的，人家买得老子买不得？少废话，快挑上跟老子走！”说罢，就去解腰间的皮带要打人。

    香文叔父本来胆子就小，给他一唬，吓得打哆嗦，拉了我一把说：“伢子，跟他走吧。”

    那个采买上士带着我们来到大溪河边的水府庙，叫我们把柴挑进厨房，既不过秤，也不给钱。叔父上前恳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