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办，我们回来再研究。”说完便匆匆地走了。他们二人走后，船仓区公所留下的还有我和李石麟、聂邦阶、李秀松、贝铭圃等五个人。第二天下午，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聂邦阶从区公所回冷水塘他家，在途中被人暗杀，遇害地点离区公所还不到十华里。傍晚，他家里人拿着血衣到区公所来报讯，我们都感到震惊。当时，由于消息闭塞，我们只听到一些风传，对外界急剧变化的形势知道的很少，思想上、组织上对突然事变毫无准备；加之年轻幼稚，缺乏斗争经验，碰上这种恶性事件自然感到有些不知所措。鉴于严重的形势，我们四个人商量决定，暂时各自回家，分散活动，由于走得匆促，而且想过几天局势缓和一些再回区公所办公，所以除身上穿的单衣外，连当教员后好不容易购置的一床新铺盖和几套换洗衣服，都留在区公所，只身回到了西坑。

    后来我才知道，张运鸿离开船仓后，辗转于浏阳东乡、北乡山区找到了县委，化名刘大荣，在那里坚持地下斗争；九月间，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曾参加起义队伍进攻浏阳城的战斗，尔后留在浏阳东乡长坑、丙子岭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担任浏阳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他在“八七会议”后就曾以县委的名义多次派巡视员同我联系，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我到长坑、丙子岭一带组建游击队时才又见到他，同他在一起战斗。可惜他在一九三零年七月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时，组织上派他去湘西负责湘西特委工作，他不知道红军已很快撤出了长沙，行至长沙郊外朗梨市附近，被国民党反动军阀何键部队抓捕，正气凛然地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张运鸿（刘大荣）同志出身于船仓乡冷水塘村一个中医的家庭。他父亲张保山为人忠厚老实，医德高尚，给贫苦农民看病收费很少，有时甚至连药钱也不收，所以虽一生行医，家境仍很清贫。张运鸿从小勤奋好学，同我一样也是得到了“祀会”的公费补助才得以升学，在长沙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到浏阳县达浒区当小学教员。他学识渊博，颇有才智，曾被聘任为区学务委员。他于一九二五年参加共产党，不久即接受党的指示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在高坪区一带从事农民运动。由于他作风朴实，和蔼可亲，善于联系群众，深受群众爱戴。他立场坚定，言行一致，教育我要忠于革命，自己也身体力行，即使在“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把他列为浏阳县著名“暴徒”之一，四处悬赏要缉拿他，他仍毫不畏惧地坚持斗争，直至献出了年青的生命。他不愧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不愧是我革命的引路人，是我终生难忘的良师和战友。与此相反，詹连吾离开船仓乡后，到长沙去打听消息，感到时局紧张，被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便从长沙私自逃往上海，开始在一家书店工作，后来被捕叛变，出卖了同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解放后被我人民政府处决。他言行不一，贪生怕死，叛变革命，落得个可耻的下场。张运鸿烈士和詹连吾二人都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两种品质，两种结果。我每想到此事，更感到革命斗争如炉火炼钢，既炼出好钢，也出了一些废渣，这也是客观规律，可作鉴戒。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在农民运动高潮时期逃往外地的地痞、讼棍郑宝道回到浏阳东乡。他从西乡反动团总张枚村那里借得三百多名团丁，组成“清乡队”，自封为团防局长，带队进驻高坪，拼凑了一个由地痞流氓参加的反动区政府，疯狂进行敲诈勒索、烧杀抢掠。郑宝道家住高坪马鞍，外表看又矮又瘦，留着稀稀拉拉的几根八字胡，象个大烟鬼。他原是甸溪高小的学生，比我高两班，可以算是同学。但此人从小刁泼无赖成性，在学校不好好念书，整天与社会上的流氓地痞鬼混在一起，鼠窃狗偷，喝酒赌博，甚至肆意撤野，打骂同学、侮辱师长，师生们对他都十分厌恶。邓子封、贝星煌老师多次教育、批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