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纠缠，张维火了，拿出用铁罐子做的土炸弹放在厅堂上就要引爆，吓得土豪及其家属屁滚尿流，叩头作揖，赶快拿出钱来。似此情况，还有多次。

    我们在打土豪、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由于“马日事变”后反动派疯狂镇压革命群众，游击队的同志也亲身受到残酷迫害，苦大仇深，报仇心切，所以，在斗争中也产生一些左倾盲动的错误，烧了一些不该烧的房子。有几次游击队在镇压了反动分子之后，还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子。这一烧，往往因火势蔓延而祸连了左邻右舍，使许多人的房屋也同时被烧，无家可归。当时有个错误的论调，认为烧了祠堂或土豪劣绅的房屋，不留下房屋给反动分子和反动民团住，既报了仇，又可把反动派逐出村庄。其实，这样做适得其反，反动派就利用我们的错误，诬蔑我们是“杀人放火的赤匪”，使群众产生疑虑，不敢靠近我们，不利于团结各阶层人士，使自己脱离了群众，陷于孤立。当时我对烧屋的错误行动是有些察觉的，感到这种做法不对，想办法说服阻止，但在游击队和革命群众激愤的情绪下，谁也难以阻挡。

    我们游击队遵照县委的指示，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还积极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秘密农会、工会（工会人数很少，主要是农村中的铁匠、木匠和土纸、鞭炮作坊的手工业工人），并在农会、工会的积极分子中培养、发展党员，建立秘密的党支部。那时候，我和张维经常带着游击队到西坑、双坑、冷水塘一带村庄活动，有时游击队就在西坑我家中住几天，以我家为据点四出做群众工作。不久，就在双坑发展了李子丹、李耀榜和我二哥李风廷、堂弟李凤初入党；张维也在冷水塘发展了李绍五、李绍七两兄弟入党，在双坑成立了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李子丹是双坑人，二十多岁，粗通文化，他仇恨土豪劣绅，不怕白色恐怖，积极要求入党。记得我介绍他入党时，他填写“入党志愿书”化名李一，还开玩笑说：“我的名字最简单，李一，只有一横，横下一条心干革命，好写又好记。”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入党后，工作一直很积极主动，后来当了区委委员，可惜在我离开家乡后，一九三二年肃反扩大化时也被错杀，损失了一个很好的同志。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不断扩大武装力量，仅靠三支步枪和几支土造手枪是很不够的。当时我们了解到，军阀吴佩孚的部队被北代军打垮时，在湘赣边区留下的散兵游勇手中有一批枪；秋收起义的第二、三团被反动派冲散时，又散失了一些枪，这一带民间私藏的枪支还不少，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一支枪大约三四十块大洋。于是，我在请示县委批准后，便带着从土豪劣绅那里等到的款，化装成商人到江西万载县的株潭镇，通过地下党的关系，买回来一支汉阳造七九步枪，一支俄国造的“九子连”（欲称“九响梆梆”）老式步枪。这样，游击队就有了五支步枪，队员也发展到十几个人，不仅晚上活动，有时白天也出来活动，长坑、丙子岭这块小根据地在县委的领导下也日渐巩固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彭德怀、腾代远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领导湘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平江县城起义，黄公略领导驻嘉义的第三团第三营、贺国中领导驻岳阳的该师随营学校也先后举行起义，并赶到平江会合，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我们浏阳县与平江县毗邻，平江起义的胜利给予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以沉重的打击，给予我们浏阳人民的革命斗争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九月初，红五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之后，部队从二千人减少到五百多人，遂折回平江、修水、铜鼓三县交界的纸坊地区进行整训，同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区、乡苏维埃，逐步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九月十七日，腾代远在铜鼓县幽居主持召开了红五军和平江、浏阳、修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