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建立党代表制和连队党支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就使起义部队区别于旧式军队，使红五军沿着“政治建军”的正确道路不断地巩固和发展。

    红军初创时期党代表制度的建立，彻底破除了旧式军队的“一长制”，确走党代表（后改为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员同为部队的首长，而且党代表对部队有指挥权和对战役、战斗的最后决定权，战斗命令必须经党代表签署才能生效，这就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正因为党代表在部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级党代表在干部、战士的心目中便成为党的领导的化身，党代表的一言一行就是表率，就是无声的命令，所以，我深感到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决心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带领部队去冲锋陷阵，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党交予的各项战斗任务，夺取胜利。

    一九二九年四月初的一天下午，天色阴沉沉的，一朵朵乌云象股股浓烟从天边滚滚而来，预示着一场大雨即将来临。我们四中队正打完土豪返回驻地，走到横叉山口以西的山间树林里休息。突然，警戒哨兵报告，前方五六百米处发现敌人，大约有二三十人，由东向西朝我们靠近。

    敌情突然，没有思想准备，不少新战士一听，腾地站了起来，显得有些慌张，不知所措。我心想，要是这样慌慌张张地投入战斗，仗肯定打不好，忙笑着说：“嘿，真巧，我们还缺几条枪，敌人就送礼上门了。他送多少，我们收多少，还不要打收条呢！”没想到一句笑话，等于一席动员，大家哈哈一乐，紧张的气氛马上就缓和下来。我也不多讲，转过头去对中队长王炳良说：“你布置任务吧！”

    王炳良会意地笑了。他从容地说：“同志们，我们在暗地，敌人在明处，这种仗好打，枪一响，敌人准乱成一锅粥。大家不要太紧张，听我的指挥，没有命令不要开枪。”说罢，便指挥各分队埋伏在敌人必经的横叉山口两侧山坡的草丛里，准备伏击敌人。

    原来这些敌人是高坪区民团“清乡”回来的。他们走在山间小道上，有的把步枪当扁担用，枪管上枪托上挂满了抢来的鸡、鸭、鱼、肉：有的干脆大背枪，腾出两只手来拎着鸡、鸭或扛着大大小小、红红绿绿的包袱，个个心满意足地“满载而归”。他们见天快要下雨，正急忙赶路，对于我们的伏击，毫无觉察。

    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时，王炳良大喊一声“打！”一阵步枪排射之后，战士们便跃出草丛，喊着“杀”声直向敌人猛扑下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反动民团老团丁李桂生是高坪区有名的兵痞子，经常欺压老百姓，但“恶人兔子胆”，一听枪声转身就往路旁的梯田里跳，没料到跳进一丘种水稻的烂泥田，烂泥一下子陷到大腿，使劲拔腿也迈不开步，被我们一枪结果了性命。

    我乘战士们打死李桂生的时机，趁势领头高喊：“把枪丢下，让你们活命！”战士们也跟着喊了起来。这下团丁们象得了“大赦令”似地，把枪当扁担的团丁赶忙丢下枪和抢来的东西跑了；大背枪的团丁边跑边卸枪，慌里慌张怎么也难卸下来，有的被打死，有的顺着山边的小河沟没命往山下跑，河沟弯弯曲曲我们不好打，沟水又浅淹不死他，总算没有丧命。这次伏击战打死了三四个敌人，缴了好几支枪和一部分子弹。

    瓢泼大雨下来了，大家衣服单薄确有点冷，但是有了缴获，都忙于打扫战场，心里热乎乎的。有的还笑呵呵地说：“老天爷就是下刀子，我也得把战场打扫干净，一颗子弹都不能漏掉。”士气之高，实在令人高兴。

    六月初的一天，我们第二纵队第七大队第一、四中队正在浏阳县船仓乡一带山区活动。侦察员兴冲冲地跑来报告：端阳节中午，永和市商会和镇上的地主豪绅要大摆酒宴犒劳伪保安团。这确是歼敌的好时机。一中队长彭绍辉、党代表于定一、四中队长王炳良和我四个领导同志马上开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