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边骂：“我让你再叫，我让你再叫！”硬是把收发报机砸烂才解恨；攻进白区银行，只懂得保护黄金、银元，看到国民党的钞票，便认为是“反动钞票”，废纸一般，撕的撕，烧的烧，当垃圾处理掉，不知道这些钞票还可以到白区买我们急需的药品、物资，白白地损失。所以，彭老总、滕政委和各级领导都深刻体会到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道理，强调要重视加强部队的文化教育。

    彭老总强调加强文化教育，自己也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他少年时因家境贫寒没有机会多读几年书，文化基础差，早在当湘军营长时就开始注重自学；平江起义后，他担任红五军军长，戎马住熄，驰骋于湘赣边区，战斗、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然请军党委秘书长谢翰文当老师，利用战斗空隙学文化。每次到宿营地时，谢翰文就把书本和纸笔墨砚准备好，等部队都休息以后，彭老总查铺查哨回来再教他学文化。当时纸张既缺又贵，山区还买不到，彭老总每次打下城市，就叫人上街买来一些便宜的草纸、箱包纸，用毛笔练写字，既学了生字生词又练了书法。他就是以这种滴水穿石的功夫，日复一日坚持学习，文化水平提高很快，以后有些作战命令、文书都能亲手修改或亲自起草了。

    彭老总带头勤奋学习对部队有很大影响，部队学文化的活动也就逐渐开展起来。当时识字的人很少，凡是能识几个字的就当老师，叫做“能者为师”。行军中，每个人背包上贴一二个字，大家边行军边认字，到了宿营地就测验，看记住了没有？这样既识了字，又忘掉行军的疲劳，一举两得。识字活动还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墙报上开展识字问答，晚会上开展识字比赛；有的连队还设了“识字岗”，不认会岗哨上这个字不能过这一道岗哨。这种带点娱乐性的识字活动，提高了大家识字的兴趣，收效很好。当时正式上文化课的时间不多，有时是把政治课和文化课结合起来，比如讲阶级斗争问题时，就把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军阀、压迫、剥削等词句写在门板上，结合讲解政治课识字。此外，有时还请有些专门知识的同志给大家讲些兵器常识、科学知识和卫生防病知识，使大家增长些见识。通过一段时间的文化科学知识教育，部队的文化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这也为部队从以游击战为主逐步过渡到以打运动战为主的阶段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