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毛泽东同志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一首，词中“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生动地写出了当时我军以泰山压顶之势，从四面八方把敌人包围、歼灭的壮观场景，确是鼓舞人心。但是，我们身经这场战斗的同志都知道，取得“活捉张辉瓒”的辉煌战果并非易事，这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逐步深入人心的结果，是毛泽东、朱德等总前委领导同志精心运筹、精心指挥的结果，是全军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最后，我同李聚奎一起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战斗，李聚奎告诉我，他当时担任主攻部队红三军第九师二十七团团长，由于敌人的垂死挣扎和疯狂反扑，红九师伤亡很大，该师李聚奎、王玉洪、李介思三个团长和二十七团政治委员贺水光都负了伤；二十七团除第二连连长逃跑投敌之外，全团的干部都或伤或亡，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然，从全局来看，我们是以最小的牺牲换来了大的胜利，但从局部来说，战斗还是十分激烈、十分残酷的。我们今天还幸存的同志想起这场战斗，仍然深深地怀念着为取得这场胜利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我军乘胜转入战略进攻，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等县境内消灭一些地主武装，新解放了几十万群众，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我们政治工作干部就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召开军民庆祝胜利大会和各种座谈讨论会，教育部队和群众。部队在讨论中发言很热烈，有的在行军途中还边走边讨论，异口同声地说，这一仗打得真过瘾，诱敌深入才能打大胜仗；对总前委、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战略方针从心里信服了。这时，苏区群众的情绪也很高，纷纷传说“红军里头有能人，毛泽东赛过诸葛亮，能掐会算，把敌人装进苏区的口袋里来打，真了不起！”多数群众庆幸自己听红军的宣传坚壁清野，损失很少，而少数不愿坚壁清野或坚壁清野不彻底遭受损失的群众，对比别人，自己也吸取教训，受到了教育。

    在歼灭敌十八师张辉瓒部的战斗中，我军缴获了敌电台一部，报务员王诤、刘寅等人经过动员教育参加了红军，毛泽东、朱德同志很高兴，亲自接见他们，表示欢迎。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不久，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又缴获了一部一百瓦的大电台，建立了我军第一个无线电队，王净任队长，刘寅等任教员，不仅可以及时抄收国内外的新闻电讯，供领导干部分析形势、敌情的参考，而且沟通了与上海党中央无线电台的联络，摆脱了以往消息闭塞的状况。以后，王挣先后担任了红军无线电台大队长、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为创建通信兵队伍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第一次反“围剿”期间，政治工作方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误杀和伤害了不少好同志，教训尤为深刻。当时敌我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国民党特务机关通过各种渠道派遣特务对红色根据地进行渗透、破坏，这是客观事实，但党中央“左”倾错误领导者过分夸大了敌情，把“立三路线”盲目进攻大城市、组织全国性的武装起义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以及干部、战士对错误路线表现的不满情绪，都归咎于敌人的破坏，要求各革命根据地从军队、地方到群众，普遍开展肃反运动。当时在中央苏区内，虽然有以英文Anti-Bolshevek（反布尔塞维克）的缩写“AB”团为代号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在活动，但“AB团”的人数并不多。可是，面对敌人大规模“围剿”，赣西南根据地内部又发生“富田事件”，部分指战员对“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不理解，牢骚较多等情况，一些领导同志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一时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加之缺乏正确的政策和方法，因此，一九三零年十一月，我们红三军团到达小布进行整训时，在开展反“AB团”的肃反工作中，一开始便出现了扩大化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