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一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一面退守南丰、宜黄、乐安、永丰、吉安、泰和、兴国等要点，构成弧形阵势，防止我军向外扩展，一面继续调集兵力，积极准备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围剿”。二月，蒋介石任命其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总司令兼南昌行营主任”。他接受第一次“围剿”的失败教训，确定第二次“围剿”首先在苏区周围“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实行经济封锁，然后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企图消灭我军主力，摧毁中央苏区。

    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我红三军团根据方面军总前委的部署，在宜黄、南丰地区休整，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进行第二次反“围剿”的政治动员，并分兵开展群众工作，筹粮，筹款，扩大红军，动员、武装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和支前队伍，作好战前准备。三月下旬，敌军集结完毕，已有进犯苏区的征兆，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仍确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令我红三军团除留一个师于肖田继续监视南丰、乐安之敌外，主力南移到于都河以北的赖村、澄窑、古龙岗一带，与红一军团等兄弟部队一起，在广昌、宁都、石城地区集结，诱敌南下，继续做好还击敌人的准备。这时，为了更好地集中兵力，统一指挥，我红三军团撤销了第五军、八军军部的建制，红五军的第一、三师和红八军的第四、六师，直属军团指挥部指挥。军团参谋长兼红五军军长邓萍仍任军团参谋长，红五军政委张纯清改任军团前委组织部长，我改任组织部组织委员，红八军军长何长工改任前委宣传部长；两个军的机关干部有的在军团前委工作，有的充实基层，这样部队更加精干，指挥更加灵活，干部力量也加强了。

    四月一日（农历二月十四日）敌人集中二十万兵力分四路向中央苏区大举进犯，至四月二十三日，敌先后进至江背洞，龙岗头、富田、水南、招携、广昌一线，而我红军主力则秘密转移到退却终点龙岗、上固、东固一带集结，待机歼敌。这时，面对强敌压境，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胸有成竹，仍泰然自若。他们认真地分析了敌情，并考虑到粉碎敌人这一次“围剿”后的行动，权衡利弊，决定先打进至富田之敌第五路军王金钰部，取得首战胜利后，再由西向东进行反攻。因为进犯之敌第十九路军蒋光鼐部、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第六路军朱绍良部均是实力最强或较强的部队，而第五路军王金钰部大部分是北方部队，对我军有所畏惧，而且他们刚到南方，人地生疏，气候不适，水土不服，病号日渐增多，士气不高，战斗力相对较弱。我军避强就弱，先打这路敌军，容易取得首战胜利；同时，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敌兵力薄弱的建宁、泰宁、黎川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则西边有赣江的阻滞，有敌人坚守的城市，直到广东都有强敌，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没有发展的余地；若是向西打后再东转，又劳师费时。因此，先打富田的王金钰部最为适宜。

    四月下旬，我红三军团刚到东固不几天，毛泽东同志即来到军团指挥部，与彭德怀一起带着团以上军事指挥员察看了东固至富田之间白云山一带的地形，观察富田敌王金钰部构筑的阵地，研究诱敌出击和设伏的具体作战方案，部署部队在自云山区设伏，引诱王金钰部脱离其富田的巩固阵地，以便在运动中消灭它。

    当时，我们军团指挥部的干部经常到各师的连队去检查、帮助工作。开始设伏的头几天，部队天不亮就上山隐蔽待机，晚上才下山回宿营地，情绪非常高涨，以为象在龙岗打张辉瓒那样，等几天就可以打个大胜仗。没想到，五天、一个星期、十天过去了，敌人还在富田没有出来，部队开始滋长厌烦情绪；随着设伏时间的延长，部队的情绪就越烦躁，埋怨既不打，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