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休息做饭，接到上级继续追击的命令，连饭也顾不得吃又立即出发；有时炊事员做好饭送到指定地点，部队已经出发，追也追不上，做好的饭没有人吃，只好送给支前的民工、担架队吃，而部队又得饿着肚子赶路，但大家毫无怨言。

    我们在消灭公秉藩师时缴获了一批他们作为干粮的“锅盔”，这种用面做的大饼，小的有茶盘大，大的有小园桌面那么大，切成一块一块地发给我们的部队作干粮。可是，我们南方人吃不惯这种“锅盔”，硬梆梆的啃不动，又没有水喝，咽不下，许多人都把它丢了，宁肯饿着肚子赶路，也不吃它。当时，我们还缴获了很多骡马和少数骆驼，因为大多是第一次见到骆驼，都好奇地围着瞧那“庞然大物”，既想瞧瞧又怕被它踢伤、咬伤，闹了些笑话。这些骆驼因不适应南方气候，不久都死了；北方的骡马高大、膘壮，驮得多，跑得快，但都是钉了马掌的，使了一段时间，马掌磨坏了，我们南方人又不懂得钉马掌，骡马走不动，不好用了，只好杀肉吃，非常可惜。

    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由于战斗发展迅速，情况多变，当时军团到各师、团还没有无线电台联络，架设电话来不及，派通信员传达命令又恐传达不清楚，也没有时间起草作战文书。彭德怀急中生智，把军团机关的师、团干部派到各部队去传达命令。这些“干部通信员”有战斗经验，容易领会彭总的作战意图，到各师、团去，既可传达军团的命令，还可给师、团领导干部当个参谋；而且，了解情况之后，还可以马上回来向彭总汇报，真是一举三得。当时我在组织部当组织委员，五月十六日，部队在东固地区歼灭公秉藩师，立即向水南方向追歼逃敌。逃向水南之敌因其在潇龙河上架设的便桥被我赤卫队拆除，便折向东往白沙逃窜。

    五月十七日，方面军急令红三军团直插白沙，协同红九师、十一师截住逃敌。彭总立即写一纸条：“兹派李志民同志到你处传达军事任务。彭德怀。”派我到一、三、四师传达。我骑上快马追赶快速行进的部队，先后向一师师长李实行、政委吴溉之，三师师长彭鳌、政委黄克诚，四师师长郭炳生、政委彭雪枫传达了彭总的命令，部队迅速直插白沙，消灭敌人。此后，打中村，打建宁，我也曾来回奔跑传达过命令。这种“干部通信员”的办法是彭总的一种创造，在当时通信条件差的情况下，确实发挥了作用。

    在五月三十一日攻打建宁的战斗中，红二师第七团担任尖刀任务，进攻时遭到敌人的疯狂顽抗。七团是平江起义的老部队，战斗力强，作风很过硬。在紧要关头，七团陈政委亲率“敢死队”冲在最前面，突破了敌人的阵地，后续部队迅速跟进，攻进城去，但陈政委不幸双腿中弹，负了重伤。第二天，彭德怀得知七团陈政委负了重伤，马上把我找去，命令我立即到七团去担任政委，带领部队继续完成战斗任务。

    下午，我赶到七团驻地，团长龙昌汉很热情地接待我。这个团原属红八军第六师，我与龙昌汉不大熟悉，这次见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出生于贵州省苗族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原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兵，后来当了排长；一九二八年，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江西万载县，他受到红军的政治影响，毅然率领一个排起义，参加了红五军，由于他作战勇敢顽强，善于带兵，打了很多仗，身上多外负伤，一直带伤参加战斗，很快就当了连长、营长、团长。他虽然很能打仗，在战士中也很有威信，但为人却十分谦虚、谨慎，对人坦诚；善于团结同志，我们一起工作、战斗了二三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可惜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那一天，我们在建宁城初次见面后，他简要地向我介绍了七团的情况和这次进攻建宁的战斗情况，接着，就带我到附近的连队去看望干部、战士。

    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干部、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