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政委这样关心部属，体现了我军上下级的亲密关系，使我终生难忘，当时要不是彭政委果断地找人给我动了手术，让伤势再恶化下去，右脚可能要锯掉，要是感染上“破伤风”更有致命的危险，是彭政委在危险中挽救了我。

    手术后不久，我从东韶军团卫生部被转送到宁都后方医院继续治疗，不料十月间又传染上疟疾、痢疾，伤病交加，使本已虚弱的身体更加衰弱，由于当时医疗条件不好，药品少，营养也差，一度病情十分严重，幸好宁都医院尽一切努力抢救，才从死里逃生。十一月间的一天，我在医院里突然遇到一个患疟疾的病号，他是不久前从我的家乡逃出来参加红军的新战士，见了我特别亲热。他告诉我，自从一九三零年冬红军主力过赣江之后，长沙的国民党军队就经常下乡“清剿”游击队，土豪劣绅又猖狂起来。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军官汤文燕带兵到大溪源抄烧共产党的地下石印局（即印刷厂），路过双坑村将我二哥凤廷抓到永和市杀害。反动派还残无人道地把风廷的心脏挖走，听说是挖去炒了吃，尸体在圩场上暴露好几天，没有人敢去收尸。听了这不幸的消息，我既悲痛又愤恨，誓为二哥报血仇。

    接着，我又问起我家里亲人的情况，开始他吞吞吐吐推说不大知道。我想，他是双坑人，怎能不知道我双坑生父和西坑养父家的情况呢？在我再三追问下，他才告诉我：一九三一年夏天，家乡流行瘟疫，有的说是疟疾，有的说是伤寒，死了很多很多人，我在双坑的生父母、大哥凤彝，在西坑的养父、两个叔叔和我的妻子刘氏以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这场瘟疫的三四个月内先后死去。因为村里死的人太多了，他害怕染上瘟疫就逃了出来，想到江西来找当红军的叔叔，可是，他流浪讨饭到了江西，找到了红军后才知道他叔叔已经牺牲了，他便参加了红军。

    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是晴天霹雳，是一场恶梦！当晚，我通宵不能入眠，想起了生我养我的父母亲，在他们临终前我不能侍奉汤药于左右，没能尽一点做儿子的孝心；想到从小同我一起长大、结婚十年的妻子刘氏，她温柔贤慧，勤劳俭朴，从进我家门就辛苦劳碌，侍奉老人，抚养儿女，含辛茹苦一辈子，才二十八岁便过早地离开人世，没有过一天吃饱饭的日子，怨恨自己没能尽到做丈夫的责任；想到我两个聪明伶俐的儿子和天真可爱的女儿，从哇哇坠地就一直过着凄苦的日子，小小的年纪便夭折了；怨恨自己没能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想起家里只剩下养母一个老人，孑然一身，孤苦伶仃，今后怎样过日子？悲痛、自责把心都绞痛了，绞碎了。泪水涌泉般地流淌在作枕头的包袱上。

    可是，黎明时分我转念一想，自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我就下决心为革命事业不借牺牲，贡献自己的一切。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有国才有家”，许多同志的亲人在敌人的屠刀下牺牲了，许多烈士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为革命作出牺牲的何止我一人一家？作为一个革命者，为了革命事业，以“小我”的牺牲，换取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这个“大我”的解放、幸福，这是值得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央苏区军民都行动起来，加紧准备粉碎敌人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我很想能参加这场战斗，可是脚伤尚未痊愈，每走一步都要依靠拐杖，真是恼人！这时，为了做好战前的准备，医院把我们一大批伤病员分别疏散到群众家中隐蔽，继续进行治疗。

    一九三三年一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了中央苏区，进一步贯彻“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排斥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要求红一方面军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进攻敌人重兵设防的南丰城，企图以此来破坏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二月十二日，当强攻南丰不克，得知敌人重兵增援南丰时，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毅然改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