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在资溪桥地区进行消耗战时，彭德怀、滕代远鉴于在中革军委错误的战略方针指导和错误的军事指挥下，部队反“围剿”战斗步步被动的局面，于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三天内连续三次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其主要内容是：在敌人大举集中、并利用堡垒掩护谨慎稳进的情况下，我军能在敌运动中将敌各个击破的机会减少。因此，红军应充实和集中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地带，在战略上向东北之金溪、贵溪、东乡、景德镇一带挺进，首先消灭浙赣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部，建立东北作战区，进而威胁江苏、浙江、安徽等敌人心脏地区，调动敌主力部队北进而离开中央苏区。当前，在敌人碉堡林立、工事相当坚固的情况下，我军切忌将主力部队摆在敌垒周围。彭、滕还提出，要使群众了解战争的意义，广泛动员起来配合红军，封锁扰敌，截敌捉敌，夜间袭敌，使所有男女、老少都为保卫苏区而战，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而战。从而使红军能够集中兵力，机动秘密，出敌不意地打击消灭敌人，夺取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最后，他们恳切希望中革军委领导“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这些意见。但是犯“左”倾错误的中革军委领导人认为彭、滕的意见肯定“目前是不能实行的”。十月二十七日，项英电告朱德、周恩来：“军委已决定了战役问题，望转告彭、滕，停止建议。”不久，滕代远被调出红三军团，彭德怀的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也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免去。

    自一九三三年十月初，三军团奉调返回江西之后，东方军在福建的部队没有主力的支撑，发挥不了作用，无法打击、歼灭陷于孤立的军阀刘和鼎、卢兴邦部队，而三军团在“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指挥下，虽奋力苦战于黎川周围的硝石、资溪桥地区，并一度转战于浒湾、琅琚、琅玕一线，但打的大多是消耗战，不仅没有在根据地之外歼灭和阻止敌人，反而丢失了若干地方，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实行冒险进攻遭到失败后，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畏敌如虎，既不敢向敌人无堡垒的地区打出去，又不敢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放进根据地内各个歼灭，而是实行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的保守主义战法。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下旬起，在广昌至泰宁一百多公里的宽大正面上，构筑防御工事，进行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企图以此消耗敌人的力量，阻止敌人的进攻，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恰在此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因不满蒋介石对外卖国投降、对内排斥异己的政策，于十一月二十日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对于我们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为有利。可惜当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同样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没有积极支援十九路军，坐失一个打击、消灭蒋介石反动军队、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大好时机。

    这里要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与十九路军通过斗争求得联合的一些历史情况：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发生了淞沪战争。驻上海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官兵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救国浪潮的推动下，违抗蒋介石不准抗日的旨意，奋起应战。从一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一日打了三十三天，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在战斗中，由于蒋介石驻苏浙嫡系部队六十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坐视十九路军孤军苦斗，且克扣其军饷及海内外同胞捐赠的款项物资，使十九路军的抗战更陷于困境。三月三日，国际联盟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蒋介石求之不得，马上逼迫十九路军撤离阵地，在英美帝国主义的策划下，与日本侵略军和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将上海变为“自由市”，不设防，不驻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