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日货等等，实际上出卖了上海，牺牲了国家主权。

    停战后，蒋介石决心对“违令”抗日的非嫡系部队十九路军加以整肃。他本想把十九路军先调离宁沪，然后进行肢解，未达目的，乃改令十九路军到福建打红军，阴谋以十九路军消灭红军，或假红军之手消灭十九路军，或使两败俱伤，他好一箭双雕，坐收渔人之利。一九三二年五、六月间，十九路军调到福建之后，背靠大海无处可走，面向苏区进退两难。当时十九路军广大士兵要求抗日，不愿打内战。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也知道“剿共”不能取胜，但从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实力出发，还妄想排除共产党和红军势力出闽西，在福建搞个“模范省”，统一全国政权，联络广东、广西新军阀，在福建造成割据偏安之势。所以，他们在漳州、厦门登陆立足后，仍然服从蒋介石的调遣，利用我主力红军在江西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战斗、闽西武装力量薄弱的时机，以七十八师区寿年部为先头部队，六十师沈光汉部后续，并调动闽西、闽南的土著军阀杂牌部队和反动民团，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行动，不断进犯、蚕食我闽西苏区和闽南游击区，于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侵占我龙岩，四、五月间又占我连城、新泉等大片苏区，并积极准备进攻我汀州城。

    一九三三年七月，我东方军围攻泉上，威逼清流卢兴邦部时，驻连城的七十八师区寿年部派出一个团增援清流，被我击溃；八、九月间，我东方军围攻延平国民党五十六师刘和鼎部时，十九路军又令六十一师郑为辑团前往增援，蔡廷锴还亲率补充师谭启秀部进至水口、尤溪口一线待机增援，均被我击溃。由此可见，当时他们虽有反蒋抗日的愿望，但在实际行动上仍然是反共与屈从于蒋介石的。经过我东方军消灭其区、毛、谭师各一部后，铁的事实教育了十九路军领导人，使他们认识到继续反共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而要反蒋抗日，只有联合共产党才有可能，遂决定把“反共反蒋抗日”的方针改变为“联共反蒋抗日”。事实说明，东方军对十九路军作战的胜利，是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一九三三年七月，东方军进军福建后，连战皆捷，造成了威逼福州的形势，蒋光鼐、蔡廷锴害怕十九路军被消灭，于九月二十二日亲自写信并派过去曾是共产党员的陈公培为代表到前线找东方军联系，表示愿意和谈，共同抗日，双方先行停止战争行动。陈公培在延平附近的王台见到了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表明他们要反蒋抗日，不反蒋就不能抗日。彭德怀接待了陈公培并向他指出：十九路军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抗日必须反蒋。我军愿意在我党提出的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等三项条件下，与十九路军共同抗日。谈完话请他吃了饭，留宿一晚。翌日，彭德怀、滕代远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回信，答复他们：“为了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实践苏维埃中央政府之屡次宣言，红军愿与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的谈判基础上，订立共同作战协定，以首先打倒蒋介石为恶魁的南京卖国政府，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彭、滕还请十九路军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正式谈判。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彭、滕致电项英、朱德、周恩来汇报双方谈判的情况。二十五日，苏区中央局电示朱、周、彭、滕，提出军事方面：“十九路军应撤退水口、尤溪口之线”，划延平、沙县为“缓冲区”，当我军在必要时对刘和鼎、卢兴邦、周志群等非十九路军部队“进行军事行动时，十九路军应取善意中立的态度。”在反日反蒋方面，我们可声明当蒋介石进扰福建时，红军准备实力援助十九路军之作战。

    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收到彭德怀、滕代远的回信后十分高兴，随即又派陈公培与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到瑞金正式谈判。陈、徐到瑞金后，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