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他们，晓以抗日救国大义，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反蒋抗日的决心。由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滕代远等同志对十九路军采取了联合、教育的正确方针，促使蒋、蔡、陈等人进一步酝酿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部署。在十月二十六日与我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之后，他们更感到无西顾之忧，遂于十一月二十日揭起义旗，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

    举事后不久，李济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聚会，感到放弃了国民党，没有个组织，处境不利，于是另行组织了“生产人民党”。原在十九路军中有活动、有发展的“第三党”随即声明解散，很多第三党人也参加了“生产人民党。”

    无疑的，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一场斗争。他们的反蒋抗日行动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完全应该利用他们的矛盾，支援十九路军，一面发展抗日力量，一面牵制蒋介石的兵力，粉碎其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鉴于这种新的形势，为了不失时机，十一月二十日，彭德怀致电周恩来总政委转临时中央，建议留第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第一、三、七、九军团出苏区，向闽浙赣地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并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是“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却以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福建事变，错误地认为“第三党”与“生产人民党”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比国民党、蒋介石还坏、还反动，更带欺骗性。武断地认定：“‘人民革命政府’存在以来一个月多的事实，证明它的一切空喊与革命的词句，这不过是一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们的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并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为了要维持这个统治，为了阻止和妨碍中国民众胜利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就这样轻率地否定了福建事变反蒋抗日的进步作用。基于这种错误认识，临时中央当然不会采纳彭德怀的建议，博古还批评这个建议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其实彭德怀这个建议和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同志说过：“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19页）毛泽东、彭德怀等同志提出的集中红军主力出苏区，威胁宁、沪、杭敌人的根本重地，掩护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和打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计划的正确建议均未被采纳，失去了有利的战机。

    福建事变发生后，十二月初，蒋介石害怕红军主力入闽支援十九路军抗击蒋军，急派第八纵队向黎川东南进攻，目的是占领我闽赣边界的苏区，隔断江西主力红军与福建十九路军的联系，保障其进攻十九路军侧翼的安全。十二月十二日，红三军团得悉敌第八纵队以一个师守黎川，三个师向闽赣交界的德胜关推进，彭德怀预先将部队埋伏在敌人必经的团村以东之长丰源、大原附近，待敌进至我伏击圈时，一声令下，我主力部队同时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