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高级领导职务，这样，就大大削弱了部队的作战指挥和政治工作。同时，他们还大搞“查田查阶级”运动，查到谁是地主阶级出身，不问是否属实，表现如何，斗争历史多久，就说谁是阶级异己分子，将他们开除出红军，摧残了许多有用之才。

    他们刚刚进行过“肃反”运动，又以反“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主义”、“两面派”等各种罪名，大搞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对不坚决执行他们的错误主张，而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的好干部则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批地进行惩罚和撤换，随意提拔同他们气味相投、只知随声附和的人，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作风。家长制横行，一言堂成风。尤其是在福建、江西和红军中反对所谓“罗明路线”，打击面更宽，影响更坏，危害也更大。

    事实真相是：一九三三年，罗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并组织“中共前敌委员会”以指导前线的工作。他对闽西情况比较熟悉，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大胆地向党中央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中谈到要积极坚持岩（龙岩）永（永定）杭（上杭）地区的游击战争，这个边沿地区条件比较困难，“赤化千里，筹款百万”应因地制宜，所有土地税款等收入不能完全集中到国库，应留一部分作为地方的机动费用，否则脱离生产的游击队等人员无法维持生活。还谈到“创造百万铁的红军”也应从闽西的实际情况出发，除动员一部分兵员补充主力红军外，还应动员一部分兵员补充地方武装，以锻炼提高地方武装的战斗力，更好地保卫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在“扩军”工作中，也要量力而行，因为苏区地方不大，人口不多，几年来动员再动员，扩大再扩大，究竟要动员、扩大到什么程度，需要有个限度，不能无止境地扩大。如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还要进行突击，这当然不现实。罗明虽然一再写信给省委转告临时中央，说明前线这些情况，但“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根本不予考虑，仍坚持要边沿游击区上缴一切税款和扩大百万红军，并认为罗明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是反对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的。于是在组织上普遍开展反罗明线路的斗争，并错误地认为在红军党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尤为重要，只有肃清红军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保障最大限度地巩固与扩大铁的红军，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这样就把地方上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扩大到红军中来，引起东方军内部的严重混乱。当时，不少同志不明真相，被“左”倾空喊的口号所蒙蔽，认为罗明路线是“反革命”，更有认为罗明就是“反革命者”的，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甚至罗明同志从前线回来，连炊事员也不给他做饭吃。他去理发店理发，刚坐下，理发师傅听说他是罗明，马上把他撵走，不给理发。罗明同志被撤了职，还有很多好同志、中高级干部也受到诬害、牵连。如保卫黎川原是我们闽赣军区一个五百人的独立团，后因支援东方军围攻将乐、顺昌，调归前总直接指挥离开黎川，当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国民党周浑元军的三个师进攻黎川时，黎川城内只剩下一个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放弃黎川以保存有生力量是必然的。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根本不体察实情，为了在军队中反“罗明路线”的需要，硬是给闽赣军区肖劲光司令员加上所谓“退却逃跑”、“违抗命令”、“右倾机会主义”等罪名，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军籍，并拘捕交最高法庭组织的“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进行公审，判处五年徒刑（“遵义会议”上已澄清是非，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就是这样大搞惩办主义，以对罪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