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战士找到彭营长和我，说是上级通知可以杀一些牛羊做肉干，准备过草地好当干粮，我们这里牛羊多，先借几头，说罢，便自己动手去挑肥壮的牛羊。不一会儿，十团、十二团、十三团和周围兄弟部队的同志也争先恐后地来“借”牛羊，彭营长、我和教导营的同志怎么拦也拦不住。我又气又急，大声喝道：“你们这样无组织无纪律，我到军团部告你们去！”可是来的干部、战士并不害怕，还满不在乎地笑着说：“好，好，你快去告吧！”

    我和彭绍辉营长气喘吁吁地跑到军团部告状，才得知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听说毛泽东同志到部队了解情况，得知部队筹粮困难，战士们仍在挨饿，眼看就要过草地了，怎么办呢？当时老百姓都跑光了，地里的青稞麦已经成熟，无人收割；没收反动土司抢来的牛羊，也没人敢来认领。所以，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救救红军”的指示，军委也发出通知：为了筹集过草地的粮食和牛羊肉，反动土司的粮食、牛羊可以没收；群众藏在地窖里的粮食和被土司抢走的牛羊也可以借用；地里的青稞麦都可以收割，先打下欠条，以后再还。因为我们教导营远在山边放牧，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才闹了这场误会。

    我们急忙赶回驻地，可是到家一看，牛羊早已被瓜分光了，战士们气得直骂，我只好如实地向他们作解释，平息这场纠纷。第二天，兄弟部队得知我们辛辛苦苦看管了几天牛羊，自己连一根牛毛也没有动过，感到过意不去，有的又主动给我们送回来一些牛羊肉，让我们这些“三月不知肉味”的干部、战士也尝几口牛羊肉，而大部分则制成肉干，准备作过草地的干粮。当然，这个数量并不多，分到每个战士更是少得可怜的一丁点儿。

    毛泽东同志当时发出“救救红军”的指示确是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采取的“下策”。他知道这样做违犯了我军历来“秋毫无犯”的军纪，有损我军的声誉。但是，那时候坐镇成都的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企图将我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雪山草地地区；我军如不迅速果断地通过草地，向陕甘地区推进，与红二十五军会合，去创建和扩大新的根据地，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从全国各族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为了“救救红军”，只好暂时对不起藏族同胞，这一笔账，待以后再还。果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政府派代表团到四川、西康慰问藏族同胞时，毛泽东同志特地嘱托慰问团的同志向卓克基、黑水、芦花、阿坝一带的藏胞表示歉意，说明当年为了救红军，欠下藏胞一笔账，今天特来偿还。虽然事隔十五年，当时红军写下的欠条、借据大都已散失了，但慰问团散发了大量的慰问品和救济粮食、物资，也已表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关心藏胞的一片心意。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会议，会后，部队进行整编，我调任红三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兼总医院政治委员。当时红三军团编在右路军序列，随时待命北上，我即随军团部于八月初进驻毛儿盖地区，带领一百多名医护人员和伤病员着手做过草地前的准备工作。但在此期间，由于张国焘一再阻挠，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企图分裂红军，危害中央，使中央制定的北上方针被延误了一个多月，未能贯彻执行，我们也在芦花、毛儿盖地区休息等待了一个多月。八月中旬，中央决定先率右路军越过草地继续北上。我们总医院大部分是伤病员，行动不便；少数医护人员又忙于治疗护理工作，虽然有个把月的准备时间，军团直属队和各团都已想方设法筹集到一些粮食和晒一点肉干，作好了准备，而我们总医院仍然筹粮很少，使我急得直搓手。正当我们焦急的时候，临出发前几天，军团杨尚昆政委突然派人送来了一批青稞麦，使我喜出望外。它为总医院的伤病员过草地解决了大问题，真是“雪里送炭”！我由衷地感激杨尚昆政委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