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有点生气了，反问说：“人重要还是牲口重要？”接着，他坚决地说：“现在人比牲口更重要，不要留下它！”要方副官长立即执行命令。方副官长只好遵命用机枪把六匹牲口全打死，杀了肉分给部队，而军团机关只留下一点杂碎，这六匹牲口救活了多少战士啊！彭老总以身作则，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对我的教育很深。

    巴西是个山谷中的小集镇，有上百户人家，藏胞的住房还比较好，大多是木头建造的两层楼房，上层住人，下层关牲口。这里还有一座建筑得很好的喇嘛庙，算是这一带比较热闹的地方。这时候，我们几千名红军一到，陆陆续续地经过巴西分散驻扎到周围的村庄，使这个偏僻的小集镇更加热闹起来。有一天，我上街去看看热闹，信步走到喇嘛庙前，只见庙门口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庙虽不大，却很别致。到庙前来参观的红军官兵不少，但大家都自觉遵守纪律，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没有一个人闯进庙门，只在庙前一二十米远的地方看一看，不敢打扰喇嘛们的佛事活动。

    从喇嘛庙往回走的路上，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喊我的名字，我随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个大高个儿迈着蹒跚的步子跌跌撞撞地向我奔来，一时认不清是谁，待近前一看，才惊愕地认出是我的老乡张平凯。记得临长征前他从三军团调到中央干部团去，那时，他身材魁梧，体魄健壮，英气勃发，精神抖擞，才一年不见，怎么瘦弱成这个样子呢？只见他脸色蜡黄，两个腮帮深深凹陷，下巴尖削，高高的颧骨上面一双大大的眼睛也失去了昔日的光泽，真是判若两人。我急切地问他：“你怎么瘦成这样？”张平凯喘着粗气告诉我：他离开瑞金后就一直发着疟疾，勉强跟着干部团行军，不料过草地时又发烧又拉肚子，实在走不动了，掉了队，差点就出不了草地。我听了感到很心疼，就扶着他回到驻地，把他收容到总医院治疗。恰巧这时有个老战友给我送来一只五六斤重的獾子，这是他们在山上下套子抓到的，说是他看我身体不好，送给我补养的。当时整个红军经过一年的长征，大家都一样，拖得精疲力竭，饿得脸黄肌瘦，我虽然带病长征，身体也瘦弱，但比起伤病员来，自己还觉得是个“壮汉”。我想，伤病员比我更需要营养，于是，就把这只獾子交给伙房，请他们杀了煮给张平凯和几个重伤病员吃。说实话，这一点点獾子肉，要让一个人吃也能一口气全吃掉。煮好后分给重伤病员，一人只能吃几块肉，喝一小碗汤而已。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一块獾子肉也就表达了我的一片心意了。建国以后，张平凯见到我还常提起这獾子肉的事，可见患难之时战友间的一点一滴恩情，都能令人终生难忘。

    长征中的政治工作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广大群众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去战胜重重困难外，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积极开展宣传鼓励工作，激发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大家明确了“北上抗日”的前进目标，有了奔头，革命信念更加坚定，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心一意跟党走，革命热情高涨起来，更加感到虽苦犹荣，虽苦犹乐。

    开展歌咏活动本是红军的优良传统，长征中，革命歌声更成为鼓舞斗志的一种精神力量。无论是跋山涉水，无论是休息宿营，哪里有红军，哪里就有革命歌声。有时，虽然由于过度劳累，嘶哑的声带和急促的喘息使歌曲走了调，乱了节拍，但透过这粗犷的沙哑的歌声，仍不难感触到一颗颗热情、滚烫的心。

    当时，革命歌曲也作为一种教育的工具。由于连续行军、作战，没有更多的时间集中上课、作报告，上级提出个政治口号或提出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及时贯彻下去，政治部门就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利用大家熟悉的曲调，填进结合当前任务的新词，教大家学唱。通过唱歌使大家领会党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