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破窑洞进行，天气太冷，所以，请袁科长约定东北军到红军驻地的村庄来联欢，还邀请他们多来一些人。这一晚，东北军来了二十多个人，其中还有个别校级军官。袁科长把他们分散安排在几户老百姓的窑洞里座谈。在老百姓家有热炕坐，酒菜也不凉，边喝酒边谈话劲头更大。有的老乡在一旁也插插话，象拉家常似地问东北军官兵家里还有什么人？一谈到家，东北军官兵就伤心落泪，有的还诉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惨景，边诉说边呜咽地哭起来。

    有的老乡还问东北军官兵说：“红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专打日本鬼子的，当官的咋叫你们来打红军？”

    东北军官兵马上表白：“我们不愿意打红军，我们东北军大部分长官也不愿意打内战，是蒋介石这个老小子硬下命令逼着我们打的……”

    这样无拘无束地随便交谈，气氛更加融洽，教育作用更大，通过谈心把政治工作做到东北军官兵的心窝里了。这样，我们师同东北军一二九师白天“打仗”，夜晚联欢，“激战”五六天，双方无一伤亡，真是一场奇特的阻击战。

    十二月十三日清晨，我军前沿阵地发现东北军第一二九师已经全部撤走，阵地上留下许多“红军弟兄们，再见！”“红军弟兄们，抗日前线再见！”的字条。不久，我们师就接到指挥部来电，得悉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内战祸首、卖国贼蒋介石以及四十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好消息。全师指战员个个精神振奋，营区内外欢声雷动，比打胜一场歼灭战更加令人欢欣鼓舞，心花怒放。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亲日派何应钦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借口“讨伐叛逆”，调动大量军队，从东、西两个方面向西安推进，企图扩大内战，并乘机夺占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中共中央为了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粉碎何应钦的进攻，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决定红军主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二、第六军团等部队由定边、环县地区南下，拟经长武、咸阳、兴平进到蓝田、商县以南地区，协同东北军、西北军突击敌东路集团军刘峙部左翼，力求歼其大部或一部；以第二十八、三十三军和陕甘宁独立师留在环县附近钳制敌西路集团军的第一军；以第二十九、三十军在定边、盐池、吴起警戒宁夏之敌；调我八十一师开往延安地区机动。

    十二月二十六日，当我红军主力进到庆阳、正宁地区时，蒋介石已被释放，敌东路集团军由潼关东撤，主力即在原地休整待命。但蒋介石被释放以后，又背信弃义，令东面十个师、西面和北面十五个师向西安对进。红军主力奉命进到西安北的淳北、三原、耀县地区，第十五军团进到西安东南的商县，第二十八、三十二军进至崇信、灵台地区。我八十一师进驻洛川，准备支援东北军、西北军作战。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也从保安迁到了延安。

    由于我们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作了对付蒋介石“讨伐军”进攻的准备，加之全国人民同声遣责蒋介石，反对内战，“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创造了一个必要的前提。此时，我红八十一师改编为红二十七军，贺晋年任军长，王平任政治委员，我任政治部主任，在洛川地区休整待命。不久，周恩来副主度从延安去西安，途经大劳山时遭到土匪袭击，幸亏警卫人员英勇阻击，保卫了周副主席的安全。事后，我红二十七军即奉命移防宜川县东北的秋林镇，边训练边清剿宜川、延长、甘泉之间的土匪。这些土匪大多是经济土匪，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拦路抢劫；匪徒中不少是受生活所迫、挺而走险的农民。我们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很快便加以剿灭。

    我红二十六军进驻洛川和宣川秋林镇期间，为了同驻地周围的东北军搞好统战工作，剿灭土匪，共同维护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