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奋勇战斗。他创作的许多节奏鲜明、威武雄壮的歌曲、乐曲，将永留人间，永留在抗大同志们的心中。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蒋介石、阎锡山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发动了“十二月事变”，集中六个军的兵力进攻我抗日决死队，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包围、抓捕“民族革命大学”的进步师生。在此严重情况下，许多革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奋起反击，经过顽强的斗争，奔向延安，进入抗大。如爱国青年林影等几十个进步学生，在李伯天等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分成若干小组，化装突围，通过封锁线到了延安，进入抗大第三分校。山西省知识青年崔光华、姚俊、杨季农等同志在山西军政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工作，先后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在教导团团结了一批政工人员和士兵，后来，看阎锡山旧军要对他们下毒手，他们毅然带着二十几名政工人员，突破封锁线，强渡黄河，集体投奔延安，进入抗大。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打着抗日的旗号派人到四川成都招收了一百五十二名知识青年。一九四零年二月，当他们行军到达洛川时，得知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在王家广、王仲时等青年秘密组织下，于鄜县（今富县）茶坊地区把特务控制起来，集体转向延安，投入抗大。并于二月十四日在《新中华报》上联合发表给阎锡山的公开信，披露他们投奔延安的真相。信中批判阎锡山说：“因为你们开倒车，我们青年就不得不离开你们。如果你们还要青年的话，你们只有回去赶快再进步”。义正词严，痛快淋漓地揭露了蒋介石、阎锡山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

    国民党顽固派为了阻止革命青年到延安，交替使用软硬两种手段，但革命青年还是源源不断奔向延安，他们就在西安至延安途中，先后设置了咸阳、草滩、三原、耀县、铜川、中部（今黄陵）、洛川等七处关卡，拦截前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和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的毕业学员，把他们送往集中营监禁残杀，或者强迫他们充当特务，手段十分卑鄙恶劣。一九三九年六月间，陕西省国民党省党部诡称“招待赴陕北公学、抗大青年，帮助青年赴陕北求学”，派出特务在咸榆线上，绑劫了二百多名革命青年，在咸阳北门外成立所谓“干四团特训总队”，公开扣押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十一月问，“特训总队”扩大为“西北青年劳动营”，成为直属重庆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教育机关”。营本部设在咸阳，直辖第一总队，并于洛阳、兰州两地各成立一个独立大队。一九四零年，营本部和第一总队从咸阳迁到西安市西关外东北新村，绑劫的革命青年也增加到七八百人。所谓“干训队”、“劳动营”，实际上都是法西斯集中营。“学生”过着囚犯般的生活，稍有反抗，轻者关禁闭，重者打死或活埋。有一位姓朱的青年，因在闭禁室内唱“义勇军进行曲”，即被吊打致死。对于蒋介石这些暴行，我们党中央于一九四零年二月一日在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的大会上发出《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严正地提出了“保护青年”的要求，指出：“近在西安附近有集中营之设，将西北、中原各省之进步青年七百余人拘系一处，施以精神与肉体之奴役，形同囚犯，惨不忍闻。青年何辜，遭此茶毒？”（《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2页）在党中央的抗议、全国人民的声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营救和劳动营内部革命青年的斗争下，有一部分青年得以逃脱虎口，到达延安；但也有不少青年被迫害致神经失常或光荣牺牲。

    毛泽东同志对革命青年从西安步行八百里到延安这种精神给予很高评价。他说：你们到延安找共产党、方向是对的，很不容易，这是很大的考验。进抗大没有考试，大家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延安来，这是最好的考试。他对来抗大的知识青年特别关怀，每到一百多人，都要亲自接见，并与他们亲切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