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由于阶级出身、社会经历、政治水平、文化程度各不相同，因而每个人的思想基础和觉悟程度也有很大差别。作为“革命熔炉”的抗大，它的首要任务就在于教育人、改造人，转变学生的思想，提高他们的军政素质。为此，毛泽东同志在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时，特别强调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同时，他还针对知识青年和工农干部的不同特点，提出了“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口号，并向知识青年提出了与工农结合、进行思想改造的任务。所有这些，都指明了抗大教育工作的方向。

    要转变学生的思想，最根本的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他们的头脑，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抗大每一期的教育内容虽然根据当时的中心任务和学员成分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基本的政治教育内容有哲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程以及形势、任务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则是不变的。通过教育，有些工农出身的同志过去认为自己受穷受苦是命苦，学习后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人穷不是命注定，而是剥削制度造成的，只有推翻整个剥削制度，才能彻底解放。许多知识青年本来抱着寻找抗日救国道路的渴望投奔抗大的，当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真理后，明确自己担承着“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初步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便从一个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抗大的政治教育为什么那样卓有成效？重要的一条就是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抗大学习法》明确指出：“我们的学习目的与资产阶级相反，我们不把学习看做‘镀金’、‘镀银’，装装门面的事，而是为了提高每个革命青年的政治觉悟与理论水平，使每个革命者能更好地献身于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由于学习目的明确，大家自觉地联系思想，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形势，处理问题，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旬，抗大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贯彻“延安会议”和“洛川会议”精神，并联系抗大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深入批判张国焘逃跑主义、分裂主义的错误，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的一些领导同志也亲自参加了会议。因为当时我是抗大政治部组织科长兼任校部党总支部书记，所以罗瑞卿同志要我主持了一次批判张国煮的会议。那一天，张国焘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他一开口就嗫嚅地说：“同志们啊，我犯了错误，犯了大错误了”接着，检讨了他不愿北上、对抗中央的一些言行。他检讨后，来抗大学习的第一、二、四方面军的党员代表相继发言，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

    在反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始终是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焘严格区分开来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这一实事求是的评价，使原第四方面军的干部深受感动。他们一致赞同中央关于“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这个观点，坚决响应中央提出的“四方面军以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的号召，以大量的事实揭露、批判张国焘右倾逃跑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与张国焘划清界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从而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进一步增进了原第一、二、四方面军干部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为此后各方面军的干部团结战斗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次代表大会在党中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