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带三四天的口粮在途中吃。到了目的地，大家用裤子当粮袋，把两条裤脚扎上，装满粮食，再把裤腰捆紧，放在双肩背回来。年轻力壮的同志一次可背三四十公斤，体弱的同志只能背二三十公斤。有时在背粮途中与敌人遭遇，还要进行战斗，有的同志为掩护背粮队伍而英勇献身；有的同志带病坚持背粮而长眠于背粮途中。背粮如此艰难，但抗大教职学员不分男女老少、职务高低都踊跃参加，一路之上互相竞赛，互相帮助。有时遇上大雨、风雪，山路泥泞，一个个跌跌撞撞，有的连人带粮滚下山坡，到家都成了泥猴，还是乐呵呵的，好象凯旋的战士。

    从一九三九年到抗战胜利，抗大总校和一些有条件的分校，每年都要进行生产，把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之中，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一九三九年春天，总校开展开荒突击运动，全校教职学员五千多人齐动员，向荒山秃岭进军，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在这支开荒大军中特别让人钦佩的是女生队的同志。她们的体力虽然赶不上男生队，但都有一股倔强的脾气，样样不肯落后，每天傍晚收工时，她们的进度虽比男生队慢，可是第二天，她们天不亮就提前上了山，把拉下的进度补上，有时还超过男生队。所以，大家都竖起大拇指称赞她们不愧是“巾帼英雄”。当时李富春同志在《新中华报》上曾经撰文盛赞这种革命精神。他写道：“现在从事劳动的劳动者，在一月以前，或者是从未拿锄的文弱书生，或者是刚刚离开了大都市富裕的家庭与舒适的学校而来延安的男女青年学生，或者历来是只知‘笔耕’的文艺人才，他们都下决心自觉的改变了他们的习惯、生活与意识，拿起锄头，爬上山头，不怕风尘仆仆，不怕皮破血流，不畏疾病侵袭，兴趣豪迈、歌声扬扬地努力开荒，用锄头，用血汗，开辟了自己的新的人生！使劳动与学习，与工作，与战斗，从自己的实践中联系起来，使每人自己体会了、实践了‘劳动神圣’的光荣！”这段生动的描写，确实是当年我们开荒突击运动的真实写照。

    一九四零年，我们第二分校响应党中央和晋察冀军区的号召，开展群众性的生产运动，种菜一千五百多亩，养猪三百头、羊六百只，还植树一万五千三百九十五棵，改善了生活，减少了人民的负担。抗大总校于一九四四年春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垦七千四百三十一亩生荒地，同时，利用驻地周围房前屋后的边角地块，种瓜种菜，饲养猪、牛、羊、鸡等家畜家禽，仅养猪就达一千一百七十四头，平均约五人一头猪，基本上做到菜、肉自给。此外，学校还开办酒精厂、畜牧场、豆腐坊、铁木工厂、缝衣厂、印刷厂，组织开挖小煤井，并进行纺纱织布，捻毛线，打毛衣，织手套、毛袜，造粉笔、肥皂，编筐子，打草鞋等手工业生产，据统计，全校在十个月劳动中共创造财富四忆七千六百多万元（边币），真正做到“丰衣足食”。抗大师生一面学习，一面劳动，不仅克服了困难，赢得了胜利，而且在斗争中磨炼了革命意志，培养起艰苦朴素的好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