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郑怒不可遏，举起大铁铲砍杀刺死董志森的日本强盗，自己也倒在血泊中、英勇牺牲。第三大队二中队赵副队长和通信员小周在过铁路封锁线时迷失方向，不幸被捕，敌人严刑逼供大部队的去向，他咬紧钢牙，一语不答，宁死不屈，就义前还奋力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中国共产党万岁！”抗大第四期女生队学员、共产党员张露萍（原名余硕卿）在一九三九年秋被党秘密派回四川工作。她与战斗在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六个同志一道，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久，他们七个人不幸全部落入魔掌，先被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后被转送“军统”的息烽监狱。张露萍身陷囹圄斗志益坚，不管特务如何刑讯逼供或利诱收买，她始终守口如瓶，不泄露党的一点机密，顽强地坚持斗争四年多，直至一九四四年冬英勇就义，年仅二十四岁。

    在抗日战争中，抗大同志英勇牺牲、壮烈就义以及在艰苦斗争中鞠躬尽瘁，被饥饿、疾病夺去生命的烈士数以千计。为了纪念这些为抗战胜利、民族解放而献身的烈士，一九四二年夏天，我们抗大二分校在河北省灵寿县韩信台与大庄之间的树林里修建了一座“抗大烈士纪念碑”，在高大的花岗岩石上镌刻了二分校过去三年间在战斗中、工作中牺牲的烈士芳名录；孙毅校长亲笔题词：“烈士之血，革命之花”；我也题下了“抗大之光，民族之光”八个大字，表达了我们缅怀英雄、敬仰先烈的心情。纪念碑落成那一天，全校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革区聂荣臻司令员还亲临会场，并向全校师生讲了话，宣扬烈士的英勇献身精神，号召全校师生向烈士学习。揭幕仪式十分庄严、肃穆，我情不自禁地流下悲悼、痛楚的眼泪，因为在烈士芳名录中镌刻着一位我的亲密战友——我的妻子胡翼同志的名字。她出生于湖南省湘西永顺县一个土家族农民的家庭，自幼勤奋读书，中学时接受党的教育，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八年毅然跋涉千里投奔延安，进入抗大第四期学习，一九三九年四月毕业后与我结婚。她表面看来很文静、温顺，待人也很诚恳，实则外柔内刚，内心颇为倔强。她对工作对事业兢兢业业，好胜心很强，一九三九年七月抗大总校从延安挺进晋察冀敌后办学，她虽已怀孕，仍不愿留在校部机关行军队伍中受到照顾，甚至连背包也不肯让我的骡子帮她驮，始终坚持与学员队一起背着背包行军，直到九月底到达河北省灵寿县的陈庄驻地，历时两个半月，行程二千五百余里，渡黄河、越封锁线，都顽强地坚持下来。

    一九四零年一月，我调任抗大二分校政治部主任，胡翼不愿留在二分校工作，认为同我在一个单位工作，成了领导干部的家属，同志们处处会照顾她，自己工作也要谨小慎微，不敢放手大胆工作，还是分开为好。于是，请求组织把她安排到陈庄附近的农村小学当教师。她去农村既教书又开展群众工作，颇得群众的信任和爱戴。一九四零年春，我们生了一个男孩，她非常高兴，给他取名“卜克”，这是英文“Book”的谐音，意思要他长大后好好读书，为建设新中国贡献智慧才华。她带着小卜克住在农村，同群众生活在一起，非常清苦俭朴，只有星期六放假时才到校部来。我们夫妻过着幸福、和谐的生活，不幸的是，一九四一年十月反“扫荡”即将胜利结束的时候，她因怀孕第二个孩子将要临产，隐蔽在群众家中，分娩时没有条件好好消毒接生器械，得了“产褥热”，没几天时间就连初生女儿一起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当时我还带着抗一团挺进冀中地区进行教育训练，她临产时我无法照顾她，甚至临终前也来不及见她一面，直到我从冀中返回分校后才得知这个不幸消息。我真后悔，临去冀中之前没能把她安顿好，但是，在那战火纷飞的环境中，医疗卫生条件那样差，即使我在她身边又能有什么回天之术呢？不久，我的儿子卜克又传染到白喉，也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