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道涌了出来，在子弟兵和民兵的掩护下，一直收割到天亮。有时敌人白天把粮食抢走，我们晚上又夺回来。在敌人严密控制的地区，我们也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敌人的抢掠，不使粮食落入敌手。对窖藏的粮食，群众都自觉组织保护，宁肯牺牲，也不泄露一点藏粮的秘密，想了各种办法不让敌人挖走。这样，沿河流域百分之八十五的庄稼，都被我们抢收回来了，敌人损兵折将，“秋季抢粮计划”成了画饼，始终未能实现。

    随着反“扫荡”斗争的开展，胜利的捷报与日俱增。我们这支地方干部队伍由于扎根在群众之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得到群众的保护，消息灵、情况明、行动快，在山区与敌人周旋，走到哪里，就和那里的群众结合在一起，坚持斗争，所以如鱼得水，活动自如，没有受到损失。

    十一月中旬，我带着队伍到了五台山区。这一天，天空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绵绵太行，一片洁白；巍巍五台，更显素净挺拔，但我在马背上无心观赏这迷人的雪景，只是苦苦地思索怎样才能打听到刘平的消息，没料到就在这里遇到军区保卫部的队伍。保卫部科长李方见了我的面高兴地对我喊：“李部长，这下可找到你了。刘平同志就在我们队伍里。”乍一听，我愕了，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听他对身旁的警卫员交代：“快去找刘平同志来！”这个消息真使我喜出望外，没想到离别一个多月到处打听不到她的消息，竟在这五台山上找到了她。

    这时，军区司令部管理局机关指导员罗明带着几分埋怨的口气对我说：“李部长，人家‘坚壁’都是把人送到敌人‘扫荡’过的‘无人区’去隐蔽比较安全，你可好，把刘平同志送到城南庄，这是我们军区驻过的地方，肯定是敌人‘扫荡’的重点地区，你把她送到那里，不等于把她送进虎口吗？要不是遇到我们，实在太危险了。”刘平是军区司令部管理局的副指导员，平时与指导员罗明在工作上互相配合，关系很好，也常到我家串门，所以同我比较熟悉，讲话也坦率得多。这些天来，我已觉察到自己当初决定的草率和考虑不周，心里总忐忑不安，经罗明一说，更感到内疚。幸好，刘平脱险了，这次见面多么不易呵！

    刘平见到我同样是喜出望外。她虽然消瘦多了，但精神还好。从她闪着泪花的眼睛里，看得出只有喜悦和激动，没有丝毫责怪我的意思，我抱歉地笑了。可是，“相见时难别也难”，我们俩刚见面，正想谈一谈别后的情况，忽接到敌情通报，必须马上转移。我从刘平的眼神中看得出，她很想跟我一起走；从我内心的感情讲，也很想能带她一起走，两人在这艰难的行程中互相有个照应。但我考虑到，我带的是地方干部队伍，没有人随带家属，我带着她走，恐影响不好。最后，还是下了狠心对刘平说：“我们反‘扫荡’快胜利了，很快会再见面的，你还是跟李方同志他们走吧。李方同志是我的老战友，有什么困难他会帮助解决的。”说罢，便跨上我那匹棕色的骡子匆匆地走了。刘平好象也理解我的心情，她强压住内心惜别的感情，点了点头，呆呆地站在那里，大颗大颗的泪珠却忍不住滚落下来。

    不久，我们两支队伍又再次相逢，同时在一个村子里宿营，刘平来到我的住处，两人见面特别高兴。这时，反“扫荡”斗争已接近胜利，五台山地区相对比较稳定。为了庆贺反“扫荡”的胜利和我们俩劫后重逢，我给管理科长写了一个条子，上面写道：“我有一家客，请给我买一点枣子来。”

    那天晚上，我们一边吃着枣子一边说话直到深夜。这时我才弄清楚别后的一段情况：原来，刘平到了阜平城南庄大姐刘如琴工作的地区，不几天，日、伪军便包围了城南庄，如琴把刘平托付给离城南庄仅八里地的白岔村一户贫农家里，这家有两个姑娘，年龄同刘平差不多，大姑娘叫王金章，她的父母和哥哥令她俩陪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