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进屋后两眼滴溜溜地乱转，象在找什么东西似的，看脸色、行动也不象个伤员的样子，便一边和他们拉家常一边示意小儿子去找民兵来。不久，先后进来两三个民兵。这两个汉奸见来了人，以为中了他们的诡计，马上装出一副可怜相要求来人快扶他们藏到地道去，不然“日本鬼子来就没命了。”民兵见他们话虽这么说，但并不真是怕鬼子的样子，便故意问他们是八路军哪个部队的，队长是谁？这两个汉奸吞吞吐吐说不清，后来又说这是军事秘密，不能随便讲。有个民兵故意走近他们，假装不留神绊了那个“伤兵”缠着绷带的脚，那个“伤兵”没有伤疼的反映。民兵们猜测这两个家伙八成不是好东西，但还不敢完全肯定，有个民兵故意抓住一个“伤兵”的衣领愤恨地说：“好哇，你这两个八路上门，想连累我们村挨皇军打吗？来呀，揍死他！”两个民兵一下子围过来，抡起拳头就要揍。这时，两个汉奸现了原形，大叫：“乡亲们，不要误会，我们是皇军的便衣队，是皇军的便衣队！”民兵们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心想，既然你们自己招认是汉奸，揍你们没错！抡起大拳头便狠揍那两个汉奸，边揍心里边骂“揍死你这个狗汉奸！”嘴里却故意喊：“你这忘八蛋，还敢冒充皇军的便衣队来骗我们，揍死你再交给皇军！”三个民兵又抄起家伙更狠地揍，把两个汉奸揍得半死，然后由“两面村长”把他们押送到敌人炮楼里去。

    日本鬼子“哑巴吃黄莲”，暗自叫苦，但嘴里还不得不表扬：“你这个村长，大大的好，抓了八路，功劳大大的！”冀中人民这种高度的警觉和对付敌人的聪明才智，是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有一次，几个汉奸假装是八路到村子里要求掩护，一个老大爷轻信了他们，带他们进入地道，结果这个地道暴露了，不能再用，老大爷也被抓进据点折磨死了。说来也凑巧，有一天，我和政治部副主任王奇才带着一个警卫员到一个村庄歇脚，想顺便了解一下这里的斗争情况。我们三人骑着三辆自行车刚进村不久，遇到一个中年妇女，我对她说：“我们是八路军，从军区来的，路过这里歇歇脚。请你带我们去找村长。”这个妇女便带我们到她家，招呼婆婆说：“来客了，给他们烧水做饭吃吧。”不一会儿，这个妇女便不见了，只留下一个老婆婆慢慢下得炕来，刷锅、生火、做饭，动作慢吞吞的。她边烧火还边和我们唠嗑，不时偷眼打量着我们。因为当时有些汉奸、特务自以为镶金牙好看、气派，不管牙齿坏不坏，都喜欢镶上一两颗金牙；而王奇才恰巧因牙坏了，也镶上颗金牙，而且他是福建人，讲话特别难懂，“喝水”叫“哈水”，婆媳俩都听不懂，所以怀疑我们是汉奸，留下老婆婆缠住我们，媳妇去向村干部和民兵报告，准备捉汉奸。过了一会，干部和民兵赶来，因为王奇才同志当过九分区的政委，有的干部认识他，忙近前打招呼，表示歉意，把准备应付汉奸的糠菜糊糊舀起来，重新和上面，给我们烙饼子吃。我们连声夸奖她们婆媳俩的警惕性高。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盟军驻延安观察组派出三个人到晋察冀军区，其中一个名叫艾斯·杜伦的美军上尉观察员被指派到我们冀中根据地。他的主要任务是：为盟军万一在华北参加协同对日作战作准备，搜集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一带的日军情报和设施，了解保定飞机场和勃海湾滩头阵地的使用价值和利用的可能性；并了解我八路军在冀中平原是怎样与日军作战以及作战能力的强弱，等等。我们接到中央军委和晋察冀军区关于作好接待工作的指示后，根据当时的形势，特地成立了一个联络科，任命高存信为联络科长。杜伦上尉到冀中后，我们派联络科高存信科长和吴英民副科长陪同他到第七、第八、第九军分区去参观考察，同时，好不容易找来一个名叫马振武的县长当翻译。他们一行人先到第七分区参观了地道，让杜伦看了炕沿底下、锅灶底下、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