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到了冀中一个多月的经历，才使他打心底里佩服根据地的抗日军民。

    每当回忆起冀中的抗日斗争，我总不能忘记“冀中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她是安平县报子营村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丈夫早逝，拉扯着三个子女过日子，生活非常艰难。自从八路军到了她的家乡后，抗日政府处处关心她们孤儿寡母，发给救济粮，村里又组织拨工，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她认定要跟着共产党走这个理，政府号召拥军，她坚决拥护，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也吓不倒她。开始她只负责看护一两个伤员，后来伤员增多了，她家便成了秘密的临时医院病房，寒来暑往，重伤员抬来，轻伤员转走，今天来三个，明天走两个，伤员不断；医生三两天来巡回换换药，平时都靠李杏阁看护。这样，在她家养过伤的伤员，最少的住三五天，有的住三四十天，最多的还住了一年多。十六岁的小战士刘建国身负十二处伤，有的伤口露着骨头，脑后还有一处镰刀般大的刀伤。村长把他抬到李杏阁家时，他全身血淋淋，已奄奄一息。李杏阁细心地把他的衣服剪开，用棉花沾开水轻轻给他擦洗干净，医生给他上了药，第二天，他才从昏迷中醒过来。李杏阁忙端来稀粥喂他，他才吃一口就吃不下了，原来脑后的刀伤使他张不开口。李杏阁想了想，忙去找来一节苇子杆，让他嘬着喝。因为李杏阁家住的伤员多，不久，张树楷、于春辉两个军医带着两个卫生员也住到她家。医院来人多，李杏阁就在屋里、猪圈里、菜窖里等隐蔽的地方挖了洞，让医护人员和轻伤员住洞里，重伤员躺炕上，一有情况，马上转移。有一天，传来炮楼上的敌人要来搜查的消息，村干部带着医生和轻伤员转移了。刘建国因伤势太重不能转移，李杏阁自告奋勇照看他。她把刘建国的绷带解下来，伤口上贴块大膏药，让他躺在炕上，还故意在他枕头的旁边摆上便盆、破鞋子、烂袜子等脏东西。敌人搜到她家，她镇定自若，故意哭丧着脸对汉奸说：“俺儿子生了恶疮，医生说会传染人，你看，流那么多浓血，看来活不了几天了。”说着，便呜呜咽咽地哭起来。鬼子、汉奸闻到这股恶臭，便捂着鼻子走了。李杏阁就是这样尽心尽力，冒着风险先后护理了七十三名伤员，刘建国、魏登甫等五名特重伤员，人们都以为没法抢救了，部队也为他们备好了棺材，但在李杏阁的精心护理下都奇迹般地活下来，重返前线。

    我们刚到冀中不久，听到分区领导汇报李杏阁的事迹，都深受感动。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决定：授予李杏阁“冀中子弟兵母亲”的称号。二月十六日（农历正月初四），林铁和我亲自带着一个连队的战士，抬着奖旗和装有白面、猪肉、布、毛巾、梨等两个大礼盒的礼品，敲锣打鼓来到报子营李杏阁家。林铁为她戴上一朵大大的光荣花，然后和我两人扶着李杏阁骑上一匹大骡子，并为她牵着骡子经过村庄来到村头的一个打谷场上，召开授奖大会。这时，全村老老少少都聚拢到打谷场上来，一阵热烈的锣鼓声、口号声过后，林铁代表冀中党委和冀中军区授予李杏阁一面我亲笔写的“冀中子弟兵的母亲”八个大字的大红旗，三十六区队也献上“我们的母亲”红旗一面，最后，我代表冀中军区和冀中区党委讲话，宣扬了李杏阁的模范事迹，号召大家向她学习，更好地开展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工作。我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和“向李大娘学习！”“祝母亲身体健康”等口号声打断。我讲完话，台下响起了锣鼓声，战士们舞起了狮子，打着“霸王鞭”，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全场更充满了欢乐和喜庆的气氛。记者魏巍同我们一起参加了这次拜年活动，并为《晋察冀日报》写了一篇通讯，详细报道了这次活动。

    一九五零年九月，“晋察冀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和“冀中子弟兵母亲”李杏阁双双到北京参加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毛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亲自接见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