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翌日，延安广播电台广播，朱总司令命令冀中抗日武装部队接收天津日、伪军的投降，并任命杨成武为天津警备司令。

    此时，二十六个主力团已组建就绪，士气特别高涨，除两个团挺进东北外，冀中还有二十四个团，接到命令后，我们就在胜芳召集部队开了一个万人誓师大会。会上，杨成武司令员宣读《向天津进军的命令》，并宣布：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根据朱总司令的命令，已经向日本侵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下村定发出了最后通牒，饬令其在我军区管辖内的日军交出全部武器、物资，依照所规定的地点分头集中，听候处理。杨司令员宣读命令后，各团指战员代表分别上台表示了战斗决心。与此同时，根据朱总司令和聂司令员命令的精神，我们军区政治部立即拟出了天津警备司令部的布告，命令侵华日军和伪军立即缴械投降，按指定地点分头集中，听候处理，凡投降的，不论官兵，保证其生命安全，并予以宽待；拒绝投降者，坚决消灭之。

    同时，还印发了天津警备司令部的“安民布告”，向天津市民宣告，我军是抗日的人民武装，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秋毫无犯，望工农商学各界安守本分，勿自相惊扰，等等。这些布告一部分由各部队携带，贴到天津市郊，另一部分则通过地下党组织和军区“华北交通工作总队”的秘密交通线贴进了天津市区，送进了日、伪军军营，给予日、伪军和伪政权人员很大的震动。与我军区的布告同时发送的，还有“在华日人解放联盟”的宣言和告日军官兵书，敦促日军认清形势，尽快投降。这些传单同样起了很大作用。

    八月十二日午后，杨成武、林铁和我率领部队分路向天津挺进，去接受日、伪军的投降。沿途群众闻讯，纷纷用树枝和鲜花搭起了高高的“胜利门”欢送我们。他们敲起锣鼓，扭起秧歌，载歌载舞欢送自己的子弟兵出征，许多老大娘、大嫂子流着热泪给我们的战士们送上一碗碗开水，有的还硬住我们战士的口袋里塞上鸡蛋、红枣，祝愿我们旗开得胜。

    我主力部队兵分两路，一路直指天津市郊，一路逼近大沽；而其余各分区地方武装以及广大民兵、群众也乘胜把安国、博野、蠡县、雄县、霸县等县城团团围住，逼迫敌军尽快投降。

    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朱总司令电今日军侵华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立即通知被我军包围的日军向我军投降，并宣布在华北的日军要按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办理投降事宜。

    可是，坐在峨眉山上的蒋介石，这时却迫不及待地伸出了魔爪，要从浴血抗战八年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抗日人民武装手中抢夺胜利果实。他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面“命令”我军“原地驻防待命”，一面从后方急调他的嫡系部队抢占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并令日、伪军就地“维持秩序”，等待“国军”前去受降。

    我们通过天津地下党和地下交通很快了解到：虽然日本已经投降，但天津城里的汉奸不但没有受到通缉、法办，反而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庇护。蒋介石甚至还给他们加官、晋级、改编，摇身一变成了“中央军”。至于日军，蒋介石则要求他们“坚守阵地”，授意他们继续顽抗，不让八路军去受降。真是岂有此理！干部、战士义愤填膺，怎么办呢？在这关键时刻，晋察冀军区首长给我们发来了电报，及时传达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明确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给我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坚定了奋勇向前的决心。

    八月十九日晚，我们冀中部队按预定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