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冬，十九兵团领导机关奉命进驻西安，兼陕西军区，留第六十五军驻守宁夏（兼宁夏军区），担任剿匪和守备任务；第六十四军移驻甘肃、宝鸡地区，担任修筑宝（鸡）天（水）铁路的任务；第六十三军则移至三原地区进行整训，并以一部分兵力支援修筑宝天铁路。各军在完成其主要任务的同时，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学习，并支援地方政府完成土地改革、民主建政和生产建设等任务。

    从战争转入和平环境之后，我这个度过二十多年戎马生涯的人，并没有松一口气，凭多年的斗争经验，我仍居安思危，一直注视着国内外阶级斗争风云的变幻。当我察觉到在和平环境下，指战员们逐渐滋长“马放南山，解甲归田”的思想，向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生活，深感到这种和平麻痹思想对部队建设有很大的危害，立即在部队普遍开展形势和战备任务教育，要求指战员重温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深刻领会“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教导，在生产劳动中要时刻紧握手中武器，抓紧时间学习杀敌本领。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在入侵朝鲜的同时，武装占领我国领土台湾，并以其海空军不断侵犯我国的领海领空，加紧对我国进行武装挑衅。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我经常提醒大家：“和美帝国主义必有一战！”事实上我对这一战早有思想准备。我和杨得志司令员在西安居住的一年中，每人都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住在两间破旧的小平房里，过着战时一样的简朴生活。在我们领导干部的带动下，下属各级干部从不考虑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一直保持着临战的状态。

    当时为了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以加强部队的建设，我根据多年办学经验，请示上级批准，于一九五零年一月以原京津纠察总队队部大部和第二、四大队（其前身为华北军政大学）为基础，在西安组建了第十九兵团军政干部学校，从一九五零年夏至一九五二年夏两年多时间里，有预见地先后训练了三期营、连、排干部和部分知识青年，培养军政干部和医务、后勤干部五千二百多名。这一大批干部，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抗美援朝战争中不断充实基层骨干，争取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与此同时，由于加强了部队的教育训练，部队保持了高昂的斗志，战斗力也进一步提高。

    一九五零年十月一日，在欢庆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时，我兵团抽调了六十三军一个步兵师到西安，接受第一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和西北地区党政军领导的检阅，汇报了十九兵团在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显示了我军坚强的战斗力和保卫新中国的决心。

    “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当我兵团剿灭了贺兰山区的股匪，完成宝天铁路最艰苦路段的土石方任务百分之五十三——四百六十四万多立方隧洞、路基的修筑；欢庆二三十万亩开荒地喜获第一季粮食丰收，有的正在开镰收割的时候，一九五零年九月十五日，美国侵略军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在仁川登陆，并迅速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向我国的边界。兄弟的朝鲜人民处于危急关头，祖国的安全遭到严重威胁。

    十月四日下午，彭德怀司令员奉命乘中央派来的专机飞往北京，十月五日，杨得志和我等兵团领导同志接到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发来的急电：第十九兵团十二月五日前到达津浦铁路线之山东兖州、泰安、滕县一线集合待命，准备保卫东北边防和抗美援朝。接到命令后，我立即主持兵团党委会研究，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发出动员令，组织部队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各项准备工作。

    各军接到动员令后，立即行动起来，放下钢钎、铁锹、锄头、镰刀和书本，扛起枪杆、背起背包，以师为单位迅速集中进行动员教育。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