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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的“秘密武器”
中群众中正确的意见予以加工的产物。我认为,政治工作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在一两个单位首先突破,领导干部和机关的责任是发现它,抓住它,通过刊物介绍,借以推动全盘。我的建议经党委研究同意,并决定,办这个刊物一不增加编制,二不增加人员,而由政治部秘书科的研究工作班子几个人来办。在政治部的直接领导和姚旭等办报同志的努力下,《志愿军政治工作》办得很好,它及时传达志愿军党委、首长的指示,总结交流各部队的政治工作经验。例如,在一九五三年夏季进攻战役中,我请刊物的负责人姚旭及时帮助三个军分别总结敌前潜伏、打敌坑道、纵深穿插的政治工作经验,使发动群众“提困难,想办法”发扬军事民主的活动在全军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保证战役战斗的胜利。

    我深刻理解革命文艺对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激励斗志的重大作用,参加“赴朝慰问团”或到志愿军体验战地生活的作家巴金、魏巍、胡可等一些同志到朝鲜前线后,我都热情地接待,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向他们介绍情况,帮助他们深入连队采访和体验生活,并组织部队阅读他们的作品。我特别向部队推荐巴金的报告文学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和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推荐魏巍的报告文学集《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作品;亲自参加研究和组织排演胡可编写的反映志愿军战斗生活的剧本《为祖国争光》。

    朝鲜停战后,根据总政治部的指示,为了真实地记录志愿军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历史,宣扬志愿军指战员们在战争期间所表现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志愿军政治部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决定组织编写《志愿军英雄传》和《志愿军一日》两部书,并以“志愿军一日”为题,向广大指战员提出了征文号召。《志愿军英雄传》主要是组织作家和部队的记者、文艺工作者采写,而《志愿军一日》的编写工作则采取群众路线的创作方法,发动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广大指战员人人动手来写。我对这次大规模征丈十分重视,亲自抓组织领导工作,要求各部队党委、政治机关将征文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亲自抓,团以上各级政治机关成立征文小组和办公室,具体组织指导征文工作,并在普遍征文的基础上,帮助重点稿件的写作和修改,层层审稿、选稿上送到《志愿军一日》编辑部。全军广大指战员以实际行动响应志愿军政治部的征文号召,在一九五四年形成一个广泛而深入的群众性创作热潮,而且这一热潮很快地扩展到全国所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部队中去,前后不到两年就胜利地完成组稿任务。

    这两部书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十月先后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和朝鲜劳动党、政府以及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给了志愿军以极大的帮助。虽然他们在美帝国主义烧杀抢掠之下,遭受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但仍以全力帮助志愿军作战。

    我们十九兵团刚入朝的第二天早上,火车司机因要防空,把列车车厢分段隐蔽在山洞里,到了傍晚,火车头开过来准备把载兵团机关的四节车厢再挂上,不料车头一撞击,挂钩尚未挂上,我们四节车厢因被撞震动一下,车厢便顺路轨往下滑动,由于没有车头控制,车厢在惯性作用下,顺着下坡路越滑越快。我令人拉紧制闸也无济于事,车厢象脱缰的野马向前狂奔,随时都有脱轨颠覆的危险。当无头车厢狂奔十多分钟,驶近定州车站时,突然发现车站的轨道上迎面停放着一辆货车,无头车厢一旦与货车相撞,必定是车毁人亡!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车站上一位十三四岁的小扳道工急中生智,迅速冲出车站扳开了道岔,使无头车厢减慢速度,缓缓地拐到另一道铁轨停下,抢救了我们这四节车厢内全体机关工作人员的生命。杨得志、郑维山和我急忙下车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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