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饭也吃不下。

    白天被关起来，大小便都不自由，夜里被糟蹋，弄得人死去活来的。我想逃跑，但跑不了。茅屋外面，有木板搭成的岗楼，有几个当兵的轮流着站岗。在什漏村过了10天，我们被送到了南林日军据点，关进一间铁皮盖的房子里。

    南林日军据点离家里不过两三里路，远远的都能看得见我们的村子。离家这么近也不能回家，父母也不知我的死活，就这样在这里每天被三五个日本兵轮流糟蹋。那时常常想到过死，又一想父母可怜，无人照顾。

    在南林日军据点关了不久，他们就又把我重新押回什漏日军据点，和来时一样，有6个日本兵押送，前面3人，后面3人，怕我逃跑。

    回到什漏日军据点，还是单独关在一间房子里，不过破例可以走出屋子。据点边上驻有一个中队伪军，中队长是当地黎族人。因为是同乡人，我壮起胆子认他为大哥，恳求他救我出去。我向他诉说自己的非人遭遇。我说，这不是人生活的地方，日军每晚都来轮奸我，连月经时也不放过，只叫我洗一洗下身，擦干了他们又来强奸，弄得满身经血。

    一个多月后，我生病了，皮肤发黄，浑身浮肿。伪军中队长见我可怜，就叫我认他干爹，趁便给我帮忙。他向日军求情，说我生了病，家中母亲也病危，需要回家探望，顺便也好看医生吃药治疗。日军见我焦黄的样子，已失去兴趣，这才同意放我回家。回到家，才知父亲真的生病了，而且病情严重。不久父亲去世，剩下母亲和我，母亲让我到什丁姐夫家吃草药治疗。两个多月后，身体逐渐好转，那已经是1944年初夏了。

    因母亲体弱多病，家中贫困无法生活，我就到罗朋（崖县境内）村去，给一家人打工。这家主人是农民，没有儿女，我给他们干农活，有饭吃，还有点钱为母亲治病。大概有半个月吧，有一天，这个村来了4个日本兵，是罗朋据点的，他们发现我，就硬拉我上山去砍扫把，我担心挨打，只得跟他们上山。行前那个翻译被日军支走，3个日军押着我上山，由于语言不通。只用手比划。谁知到了山上，他们并不让我砍扫把，他们拽住我，粗暴地乱捏我的胸部，痛得我直叫。日本士兵全不顾我痛苦反抗，就将我按在地上，扯破衣服把我轮奸了。我没有办法，只能大哭一场。我将白天的遭遇告诉主人，她也很担心，劝告我早点离开此地，不然，那些禽兽还会来找麻烦的。于是我只好回家了。

    不久，弟弟庆安生病，在县城住院医治，我去探望。路上必须要经过一个日军哨所，快走近哨所的时候遇到了3个日军士兵，这时正好周围又没行人，他们拦住我，叽哩呱啦，动手动脚，虽然我听不懂，但心里明白，今天又要遭殃了。眼看无人求助，我转身往回跑，但跑不过日本兵。他们把我拖到路边的山坳轮奸。本来我的身体已经很虚弱，再也承受不了他们这般糟蹋，于是我大声哭喊，拼命挣扎，希望有人来救。恰好一位农民老伯下地看水，路过此地听到呼救声，扛着锄头就赶过来。此时日军发泄完毕，弃下我溜进哨所去了。老伯见我衣服被撕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一边不绝地骂着畜牲，一边扶起我，叫我跟他回村里。我双腿麻木，已是走不动了。老伯就把我背到他的家。直到第二天我的感觉才好了些，却再也不敢去县城了，回家后，我再也不敢出门了。

    听别人说，和我一起被抓到什漏日军据点的谭亚銮、谭亚隆、李亚伦也受尽折磨，直到日军投降后她们才回南林老家。当时因我生病不能去看望她们，只听乡亲说她们3人个个皮肤蜡黄、全身浮肿，在家服药治病。1946年春夏之间，她们都先后死了。

    1951年初，我嫁到罗葵什号村。

    “文革”那些年，因我曾当过“日本娼”，被批斗，不能参加贫下中农召开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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