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民，生于1926年，海南省保亭县响水镇什齐村人，苗族。1943年，在她16岁时遭日军强奸，后被迫成为日军的性工具，直至日军投降。

    1939年2月14日，日军侵占了海南岛南部重镇三亚。同年4月，驻扎在三亚的日军第六防备队开始对三亚附近地域进行扫荡，同时向藤桥、陵水等沿海地区进犯。4月底，藤桥、陵水先后被日军占领，并建立了据点。

    日军侵占海南岛南部后，便在这些地区开采铁矿，采矿需要大批劳工，日军除了从其他占领区整批整批抓来劳工外，又把魔爪伸向保亭、陵水、崖县及三亚的其他毗邻地区。

    1940年5月15日凌晨，驻三亚日军派出多架飞机，对保亭境内进行轮番轰炸、扫射；第二天日军地面部队进攻保亭县城，并占领了县城。此后，日军先后在保亭境内建立了多处据点，同时强征大批劳工，并从劳工中挑选出年轻貌美的女性编入日军“战地后勤服务队”，充当日军的性工具。当年仅在保亭境内被日军抓去充当“战地后勤服务队”的黎、苗族妇女就有20人。50多年过去了，这些妇女大多数已先后病故，至今幸存的只有几位，邓玉民即是其中的一位。

    下面是邓玉民讲述的自己60多年前被迫成为日军性工具的经历。

    1943年秋天，我和姐姐当了日本人的劳工，劈山开路，种植烟草和水稻。

    一天，日军监工看我们几个年轻姑娘长得好看，就指着我们对翻译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当天傍晚，我和几个姐妹就被翻译叫了过去，要我们搬到粮食仓库那边去往，工作是筛米和装袋。

    搬来的第二天，翻译把我带到日军长官住房。那个长官翻译称他松木先生，松木说我长得漂亮，要和我交朋友。我听不懂他的话，经翻译对我说了，我也不明白他的意图，就点点头表示同意了。当时我刚过16岁，而松木看样子有40多岁了。那天傍晚，翻译官又来找我，说松木先生叫我去。虽然我心里非常害怕，但我也不敢不去。翻译官把我带到松木的房间后，吱吱咕咕地说了些什么就走了。松木就拉我坐在他身边，才一坐下，他就把我抱到了怀里，我们苗族姑娘穿的是包襟长衣，没有纽扣，他抱住我，就用手在我的胸和下身乱摸乱捏。我很害怕，就拼命地反抗，但没有用，很快他就把我扒光强奸了我。第一次被强奸，很痛，回来后姐妹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哭，也不敢说出实情。

    这之后，松木就天天要我到他房间里去，强奸我。有时白天，有时晚上。他每月都强迫我服几粒丸，说是预防病的。和我在一起的几个姑娘，她们也都和我一样。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翻译官又把我带到了松木的住处，刚进门，就看到两个日军军官站在里面，松木不在。我想退出房间，但那两个军官却把门关上了，我想叫，他们就掌我的嘴巴。这两个日军军官把我轮奸了。

    事过不几天，翻译官又找我，要我去松木的住处，我就说不去。翻译官就说，如果我不去，日军就会把我杀死，同时还要杀死我的姐姐和其他苗族人。这样，我就只好还是跟他去，去了松木就强奸，有时他还让别的日军轮奸我，我想逃出据点躲到山里，但又怕被日军抓住，被他们打死。

    1945年8月底，据点里的日军官兵、日东公司里的日本人都手忙脚乱搬运东西，一车车运走。劳工没有人管了，胆大的劳工背起行李往外走，也没有人过问。这时才知道日军投降了。

    我是建国后才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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