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确实是压在周恩来总理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一九六六年以前，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没有导致两国军队交火。我国刚解放时，中苏边境是“有兵无防”。到六十年代初，是“有兵少防”。中苏边境长达一万二干多华里，四千多英里，当时苏军只有十二个师。大师两万，小师一万五，确实没有多少兵可防。到了一九六九年夏天，苏联在中苏边界驻军至少五十个师。新闻报导说的“陈兵百万，大兵压境”，绝非是形容词。

    从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事件开始，到七月，从东面的乌苏里江、黑龙江到西面的新疆，可以说充满了火药味，每十多天，几乎就会发生一次边界冲突，局势非常紧张。苏联至少有一部分实权人士在考虑对中国进行轰炸，或是外科手术似的打击。

    周恩来看罢报纸，洗漱完，只喝了一碗豆浆，连碟子上松软的馒头也没有动。

    美国总统尼克松不会不利用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罗杰斯国务卿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讲话中“呼吁中美恢复会谈”，宣布“美国不是要改变对大陆中共的政策，而是要改变中美两国的关系，在某个时候我们即使单方面的采取措施，我们也将努力……”周恩来很欣赏曾经担任过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的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上所发的文章。索尔兹伯里说：“……在中苏冲突中，给尼克松一个大好的机会——使他能成为象样的历史人物的机会；当然，也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尼克松得下巨大的睹注。一旦中美接近，将使世界的政治形势产生结构性的变化。”

    他将碗里的豆浆喝完后，霍地站了起来，边走边将两条胳膊向后伸，秘书将灰中山装上衣的两条袖管套进他的前臂。他两手轻轻伸着一抖，上衣就贴了身，紧接着他自己两手飞快地系结衣扣。

    他想，对昨天在广东抓获两个乘游艇侵犯我国领海的美国人，要广东省公安厅派得力的人去搞清楚真实情况，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要在报纸上大肆渲染，不要随随便便给人家戴上“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帽子，不要随随便便挖苦人家，住处、饮食都要安排好。我们的机构在这些年头给造反派搞乱了，简直是无法无天。他记起毛主席在几次会上都批评的一件事。

    珍宝岛打起来后，苏联人也急，担心上升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他们就打电话来。那时候，我们和克里姆林宫之间有热线联系了。据说，勃列日涅夫直接找毛泽东同志讲话。我们中央的话务员问：“你是谁呀？”回答说：“我是勃列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我方话务员说：“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话务员把人家骂了一通。电话断了。事后，中央机要局的负责人批评话务员：“你也没有经过领导，怎么能胆大包天，干这种事！”

    为了防止这种意外，周恩来决定要对这两个美国人入侵领海的案子一竿子过问到底。

    当时，尼克松总统为了努力促进同中国建立联系，批准了放宽对美国公民来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六类公民(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到中国旅行，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一百美元的中国货物。当美国方面正准备公开宣布的时候，发生了七月十六日两个美国人进入中国领海的事件。基辛格决定，把宣布推迟几天，看看中国人会不会利用这次事件掀起例行的反美浪潮。

    几天过去了，中国人一直保持沉默。

    七月二十一日，在尼克松即将出国作环球旅行时，美国国务院低调地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广东省公安厅在周恩来总理过问下，派了得力干部去调查。查了一个星期，把两个美国人误入领海的案子搞清楚了。这两人是暑假来香港旅游的美国大学生。船上没有窃听器，也没有发报机，不象是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