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事件之后，苏军在我边境陈兵百万，咄咄逼人，不断挑衅；上个月中旬，苏联军队还在直升飞机和数十辆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入侵我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侵入我国领土两公里，打死打伤我国边防人员多人。在这样的形势下，他回避苏联领导人就是一种无声的谴责。

    周恩来于四日当天到达河内，在与胡志明遗体告别以后，当即起飞回国。这个行动，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就读到了美联社华盛顿5日传来的电讯：“美国一个不愿透露姓名、地位不低的官员对周恩来避免与柯西金打交道离开河内，感到非常高兴。周恩来避免会晤柯西金，不表明中苏冲突有任何新变化，而表明冲突糟到什么程度，说明整个中苏问题已经达到没有任何伸缩的余地……”

    九月八日，我国又派了一个以李先念为团长的新的代表团赴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李先念也是尽量避免与柯西金接触。

    九月十日，我国驻河内使馆发来电报说；柯西金要在回莫斯科途中路过北京，要求跟周恩来总理会晤；并说要等回话。电报发出后，柯西金已经从河内起飞，柯西金原定的飞行路线是从河内经过印度、阿富汗、中亚细亚到莫斯科。我们的回电必须转到柯西金的飞机加油的下一站。

    九月十一召凌晨，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主持下，中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还是同意周恩来总理跟柯西金会面。因为事情总有一个限度，不管人家有多少诚意，他一而再，再而三表示要来，如果我们闭门不见，就要输理了。周恩来认为，柯西金在苏联政府内部是对中国态度比较友好的，也是比较现实的。据西方披露的未经直接证实的消息说，珍宝岛事件对莫斯科产生了触电般的效应，苏联政治局害怕几百万中国人越过中苏边界的恶梦般的情景；虽然苏联在武器上占压倒优势，但是要对付人海般地大规模进攻并不容易。在政治局讨论时，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极力主张使用几百万吨级的原子弹，采取“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态度比较现实的柯西金等人不赞成这种计划，认为大量的放射性尘埃不仅会杀死千百万中国人，而且会威胁到远东的苏联公民以及同中国接壤的其他国家人民。后来，军方强硬人士又提出用有限数量的核武器进行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攻击”，来摧毁中国能力有限的核设施。但是现实派也认为太冒险了。一两颗炸弹难以消灭中国这样的国家，而人口众多，又有毛泽东游击战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人，会使苏联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其后果将和美国在越南的遭遇相似，也有可能比美国更糟。

    周恩来觉得，他与柯西金进行会晤也是恰当的。尽管我们对苏联领导人不存在幻想，但是，只要人家愿意谈判，试图通过外交谈判来寻求解决中苏边境冲突以及其他争端的办法是可取的。

    九月十一日，柯西金在中苏边境的塔吉克的杜尚别过了一夜之后，就乘专机往东，穿过新疆直飞北京。周恩来驱车到北京机场与柯西金会晤了将近一个小时，气氛是冷淡的。但是，也出现了一点积极因素，平时苏联领导人从来不承认我们讲过一句话是有道理的；这次，对周恩来总理坦率地阐述的有些意见，柯西金还觉得有道理。双方会谈的公报，是苏联人起草的，交给我方征求意见。

    我国外交部对苏方草拟的会谈公报进行了修改，将其中一些虚饰的陈词滥调划掉了。例如，将“同志般的”修饰词删掉了，留下了“友好的”修饰词。

    这个公报，外交部领导改好后，送交周思来总理审阅。周总理把“友好的”这几个字眼都划掉了，就只剩下“坦率的”。这个公报很短，按周恩来的意见排在《人民日报》第二版中间不显眼的位置，很不容易引人注意。公报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十一日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