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苏联是进攻者，对美国来说则既是问题，也是机会。”

    尼克松早已在思索这个问题。他说：“要是苏联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会造成一种不堪设想的后果：它不仅会破坏地缘政治，而且也打破了世界的结构平衡。”

    基辛格马上提请总统注意：“对于一个我们既没有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又没有在任何一级建立有效联系的国家来说，要为它出面抵制这种入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会将怎么考虑？美国公众将会怎么考虑？”

    一九六九年，美国的国家生活正处于一个特别复杂的时期。朝鲜战争曾使三十多万美国青年丧失了生命，至今在每个州的公墓中还埋葬着他们的尸骨，令人记忆犹新；越南战争又遇到了同朝鲜战争一样进退两难的局面，它已经又使美国牺牲了四万多人，这两场战争都在中国的门口进行，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在全球的威胁而使美国卷入的；也不能不说是针对中国的所谓威胁的，再加上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使人至今谈起共产党还噤若寒蝉。在一九六九年，共产党中国在大部分美国人心目中几乎是等于黄色的魔鬼。

    在如此复杂、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尼克松总统怎样转这个弯子？尼克松觉得，历史不会永远不变的，一个领袖没有权利听天由命。

    当尼克松批准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到中国的旅行限制，中国马上释放了两名美国游艇乘客。尼克松为此感到鼓舞。在他七月下旬作“月辉”旅行，在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传播了通向中国的信息。回到白宫没多少天，在八月十四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时，尼克松以十分明了的语言说：“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尼克松的话使他的内阁同僚们大吃一惊。一个美国总统宣称一个共产主义大国、一个我们与之没有任何联系的长期以来的敌人的生存，对我们具有战略利益，这的确象基辛格所说，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件革命性的大事。

    正在尼克松授意基辛格探讨如何采取对中国对话的新行动的时候，发生了他事前一无所知的周思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的重大事件。尼克松的神经被触动了！他担心经过长期酝酿已经逐步形成的战略构想会不会由此泡汤了？

    基辛格到底是城府很深的学者，在尴尬的情绪过去后，以冷僻透彻的分析回答总统的询问：“初步看来，关于中苏首脑会见的只有三句话的联合声明是非常冷淡的。声明中没有使用描述这种会谈的标准形容词‘友好的’、‘兄弟般的’。这就意味着有严重分歧。”

    尼克松那下颏突出的脸拉得很长，不无忧虑地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缓和？”

    基辛格那镜片后的眼珠转了一圈，说：“我认为不是。在我看来，这是双方严阵以待，以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斗争。”

    尼克松不放心地又问：“这次会晤，依你看是哪方采取了主动行动呢？是中国？还是苏联？中国是弱者，会不会是中国人在最后一分钟提出了邀请？”

    基辛格思维敏捷，马上就回答：“我看中国给予柯西金的不过是起码的礼仪待遇——没有要他离开机场，又是苏联首先宣布了这次会晤。这可能意味着是苏联采取了主动行动。”

    尼克松又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次会晤并不表明中苏冲突发生了任何新的根本性的变化？”

    基辛格说：“我觉得程序性的协议是改变不了渊源深远的紧张关系的。这次会晤，不管是说明中国想寻求和解也好，或是说明苏联给北京的最后警告也好，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说明中苏关系在走向一个危机点。”

    尼克松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来。他对基辛格的见地与分析是满意的。但是，石头还在他心中悬着。基辛格的分析尚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