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雷阳事前没有得到国内的指示，当然不敢贸然跟美国人接触对话。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性的大悲剧中，周恩来也免不了在胸前佩挂着毛主席的像章，高举着那本被称为红宝书的毛泽东语录本，三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林彪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也免不了挥动着红宝书有节奏地打拍子，指挥狂热的红卫兵小将高唱《大海航行舵手》。

    但是，稍为细心的人会发观，周恩来已经好几年没有笑声了！人们没有忘记他在跟电影艺术家们一起欢庆颁发百花奖的时候，在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候，在首都机场欢迎李宗仁将军回到祖国的时候，他头往后仰．朗声大笑的时候，神态是那么兴奋，笑声是那么富于感染力。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他体重渐渐减轻，身体渐渐消瘦，颧骨明显地凸了出来，方下巴因削瘦而显得轮廓分明，那双有名的眼睛更灵活更敏感，但是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而显得更深邃，含着深深的忧虑。

    他尽管还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要职，在许多重大问题面前，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他的处境，要比一般人知道的要艰难得多。江青利用二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打倒他。这个文件是敌人在反对自己的政敌中所用的最卑鄙、最无耻的手段。当时党中央请在上海开业的法国律师巴和，李《申报》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周恩来在党内用的别名。这个启事，既澄清了事实真相，又彻底地揭露了敌人。事实上，早在《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登出之前两个月，周恩来已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离开了上海，进入苏区。红卫兵用小报在全国到处散布：“伍豪脱党叛变，伍豪就是周恩来……”在社会上煽起了一股反周风浪。当年曾经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长在上海深知“伍豪启事”全过程的康生，装聋作哑，拒不说明真相。周思来只得找来当年有关“伍豪启事”的历史资料，写信报告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一月廿六日，毛泽东对此报告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从而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

    那时，林彪成了红得发紫的第二号人物。林彪与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几乎代替了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常委可以宣布打倒另一个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可以宣布打倒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无可奈何。贺龙、刘少奇、陶铸三位领导人遭受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先后含冤去世。周恩来没有办法。

    正因为周恩来处在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明察国内外形势，通观全局，更为忧虑。当时，毛主席认为世界上虽然动荡得比较厉害，但一时还不会发生很大的事情，所以利用这个空隙来开展“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且不论我国的邻居日本及后来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南朝鲜、台湾、香港与新加坡怎么利用了世界上这个动荡的空隙来创造了经济的奇迹而起飞)到“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即一九六九年，我国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不少企业处于停产闹革命的状况。铁路运输处于半失控状态。军队装备落后，训练素质十分低下。国防部曾被造反派当作敌人的堡垒来冲击。我军难得的一批富于战争经验的将帅们，被批、被斗、被关。而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冲突。苏军大兵压境，中苏两国的战争几乎一触即发。国家危如累卵。周恩来的确是忧心如焚！他仍然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力挽狂澜。

    一九六九年五月初，法国首任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到任，在会见周恩来时，马纳克说奉戴高乐总统指示将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转给中国最高级的领导人。内容说，三月底戴高乐到华盛顿参加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葬礼时，尼克松正式请法国总统把美国有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口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