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新的口信。口信说，中国人现在对于作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周恩来口信的新内容是说公开接待美国去北京的使者。这是尼克松觉得难于接受的。他认为，为了使这个主动行动能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完全保密，直到为总统的访问所作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为止。如果事先透露风声，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在国会里进行动员，破坏全部工作。

    这个口信，又使尼克松欣喜不已。他花了两三天时间与基辛格讨论派谁去北京参加初步会谈。开始认为美国在巴黎的谈判代表戴维·布鲁斯最合适，一想到中国人不愿意和越南谈判问题搅在一起，就排除了布鲁斯。又考虑到国务卿罗杰斯，基辛格觉得罗杰斯几乎没有办法秘密前往中国。最后，尼克松决定基辛格去。基辛格推托说，他象罗杰斯一样目标太大。

    尼克松笑着说：“我相信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

    基辛格十分高兴。他后来曾经开玩笑：“理查德·尼克松真有胆量：他派我—个人去，到时无法同国内联系，他不怕我把阿拉斯加卖掉呵！”

    尼克松觉得，也只有基辛格可派。此次秘密访华，没有经过官僚机构审批的正常手续提供的证件，便授权派出使节；如果使节此行失败，必定会给他造成一场政治灾难，对美国也会是一场国际灾难。基辛格到底是他的安全事务顾问啊。

    要有所建树，就要果断，要敢于冒巨大的风险。他在心里说。否则就会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

    正因为与中国人的信息联系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知道，国务院等官僚机构被甩在一旁不知底细。事物总有它另外一面。保守秘密就导致了混乱。明确归国务院管的对华政策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当时，国务院估计到，美国反对接纳中国的主张在联合国所得到的支持愈来愈少；因此，国务院设计出了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不驱逐台湾的“双重代表权”方案。这种方案，对台湾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只有在国内批评尼克松的对华政策的人才认为它是可以接受的。国务院写了备忘录要总统批准。

    尼克松正为乒乓外交受到鼓舞，不想在这个触痛神经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上危害对华新政策的还不牢靠的开端，就干脆把它搁了下来，表了一个态：“今年七月中旬以前，我不对这个问题作任何决定。”

    罗杰斯国务卿当然不知道，尼克松要派基辛格在七月以前访问北京。

    国务院这个“双重代表权”尚未正式抛出，影响还不大。当时，发生了另一件事几乎捅了大漏子。

    四月底提前出版的《生活》杂志报道了毛泽东跟斯诺在北京的那次谈话内容。几家通讯社抢先几天预发了斯诺这篇文章的摘要。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际上又引起了很大反响，成为许多报纸、通讯社的头条新闻。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日本等国的大报都发了消息。四月二十九日，罗杰斯国务卿在伦敦出席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部长级会议时，在电视上发表谈话，宣称，埃德加·斯诺在《生活》杂志上报道的毛泽东邀请尼克松去访问是“随随便便地提出的”。他认为，那不是“当真的邀请”。他还说，中国对许多方面都是“扩张主义的”、“相当偏激”。

    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尼克松当晚得知罗杰斯的谈话有如听到晴天霹雷，好半天才冷静下来，只好于当天亲自出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做一些纠正工作，在谈话中用和解的语气提到他可能访问中国。有一段话简直是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