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1年初，文学研究会骨干郑振铎等人南下上海，与沈雁冰等汇合，组成了以上海为基地的阵营，叶圣陶和朱自清都是其中的活跃分子。

    五四运动以来，复古主义者就沆瀣一气向新文学阵营发起进攻，他们选择的突破口就是新诗。当时南京大学的一些留学美国的教授胡先骕、吴宓、梅光迪等，自我标榜“学贯中西”，以“新知”来提倡“国粹”，维护“圣道”。他们讥讽白话新诗，说它仅是白话而非诗，《南京高等师范月刊》大张旗鼓，以讨论诗学之名，行攻击新诗之实，大量刊登古诗，叫嚣新诗“亟待研究之点颇多”，态度十分猖獗。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都是新诗人，对此岂能坐视不理？他们联系俞平伯，商量出一个专门倡导和发表新诗的刊物，与复古主义者作针锋相对的抗争。他们的计划得到中华书局左舜生的支持，这时俞平伯在北京，朱自清马上写信告诉他：“《诗》决由中华书局承办，已定。”

    10月20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连续三天登载了一则用诗的形式写的《〈诗〉底出版预告》：归诗的骸骨已被人扛着向张着口的坟墓去了，产生了三年的新诗，还未曾能向人们说话呢。

    但是有指导人们的潜力的，谁能如这个可爱的婴儿呀！

    奉着安慰人生的使命的，谁又能如这个婴儿的美丽呀！

    我们造了这个名为《诗》的小乐园做他的歌舞养育之场，

    疼他爱他的人们快尽你们的力量来捐些糖食花果呀！

    “预告”刊出后，他们加快了筹备工作。10月底，《学灯》上又登出了《〈诗〉底出版预告〈二〉》，宣告：“创刊号准予明年1月1日出版”，内容为“一诗，二译诗，三论文，四传记，五诗评，六诗坛消息，七通讯”。预告登出后，受到了社会重视，有人写文章表示欢迎。

    《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它标志了从五四以来的新诗，终以勇敢姿态宣告了自己独立的存在。它开宗明义向社会声称这是新诗“向人们说话”的阵地，并义正辞严地宣判了旧诗的死刑，以大无畏精神勇敢地向复古主义者挑战。

    《诗》为月刊，每卷五期，每期63页，于1922年1月出版时，用的是“中国新诗社”名义，其实，并没有这个组织。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和刘廷陵，都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他们经过商量后，遂于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声明，“将本刊作为文学研究会定期出版物之一”，并于下一期刊物的封面上，标出“文学研究会定期刊物之一”的字样。刊物由叶圣陶、刘延陵具体编辑，刘延陵“最热心”，“费的心思和工夫最多”①。朱自清也花了不少力气，他常和远在北京的俞平伯通信，讨论新诗创作问题。俞平伯常将自己的诗作寄来，朱自清对他的《小劫》一诗赞不绝口，说它是“意境殊胜，音节底单缓和美，真是无以复加”，“妙在能善揉古诗音调之长，要施以一番融铸工夫，所以能悦耳，又可赏心，兼耳底、心底，音乐而有之”，是一篇“光明鲜洁”之作②，遂将它刊于一卷一期之首。

    《诗》月刊主要以创作为主，奉行的是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宗旨，比较广泛地暴露了军阀统治的黑暗，反映人民的苦难，诉说知识分子的苦闷。朱自清为刊物写有不少诗篇，在《宴罢》一诗中，他通过一个宴会的描写，将“酒够”、“乐足”、“脸红”、“头晕”的宾客，和伺候客人而显出“饥和惫的颜色”的仆人阿庆进行对比，表露了自己的心情：今天真的侮辱了阿庆！

    也侮辱了沿街住着的

    吃咸菜红米饭的朋友！

    诚挚地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劳苦人民的深切同情。《诗》月刊对当时诗坛的另一贡献，便是对小诗的倡导和讨论。那时正是小诗创作的萌发时期，周作人在《诗》刊上大力介绍日本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