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以素朴优美的文字，描写客观事物，抒发主观情愫，以发自肺腑之声，直诉读者心灵。因此，他的散文在当时获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在文艺界有极大的影响。家杨振声对其评价颇高，他在《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一文中指出：“近代散文早已撕破了昂然道貌的假面具，摘去了假发，卸下了皂袍；它与一切问题短兵相接，与人生日常生活厮混，共游戏。一句话，它不再装腔作势，专为传道者与说理者作工具，而只是每人宣情达意的语言符号。”又说：“现代散文的运用就在它打破了过去的桎梏，成为一种综合的艺术。它写人物可以如，写紧张局面可以如戏剧，抒情写景又可以如诗。不，有些地方简直就是，就是戏剧，就是诗。它的方便处，在写而不必有结构，写戏剧而不必讲场面，写诗而不必用韵脚，所以它本体还是散文”。他认为这些特色，朱自清的散文都做到了，“不但做到，而又做得好。所以他的散文，在新文学运动初期，便已在领导着文坛。”他还感到朱自清文如其人，“你同他谈话处事或读他的文章，印象都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并不缺乏风趣”：风华是从朴素出来，幽默是从忠厚出来，腴厚是从平淡出来。

    郁达夫对他的散文也赞赏备至，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以江北人的坚忍的头脑，能写出江南风景似的秀丽的文笔来者，大约是因为他在浙江各地住久了的缘故”。①后来李广田在观照一代散文创作后，明确地指出他作品的价值：“在当时的作家中，有的从旧垒中来，往往有陈腐气；有的从外国来，往往有太多的洋气，尤其西欧世纪末的颓废气息。朱先生则不然，他的作品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①

    《背影》的出版大大提高了朱自清的声誉。

    革新整顿后的清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就是对朱自清创作十分欣赏的杨振声，他是朱自清的大学同学，对朱自清的学问和为人都很器重，系里一切计划多和他商量。当时各大学中文系都存在着两个关键问题，即新文学应如何与古代文学承接，如何与外国文学交流。过去中国文学一直与中外新潮隔绝，究竟何去何从？许多教师都在观望，学生则十分困惑。杨振声和朱自清商量决定，国文学系的教学方针应是：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化的融会。在他们拟定的课程总说明中明确指出：我们的课程的组织，一方面注重研究我们的旧文学，一方面更参考外国的现代文学。为什么要注重研究旧文学呢？因为我们文学上所用的语言文字是中国的；我们文学里所表现的生活，社会，家庭，人物是中国的；我们文学所发扬的精神，气味，格调，思想也是中国的。换句话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必须研究中国文学。我们要创造的也是我们中国的新文学，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罢了。

    为什么要参考外国现代文学呢？正因为我们要创造中国新文学，不是要因袭中国旧文学。中国文学有它光荣的历史，但是某一时代的光荣的历史，不是现在的，更不是我们的，只是历史的而已。

    这完全是立足于民族，立足于现代的一种革断。朱自清带头实践，一年内开了两门新课，一门是“歌谣”，一门是“中国新文学研究”。过去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带有浓厚的尊古倾向，许（慎）郑（玄）之学是学生入门之导，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占主要地位，新文学和民间歌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朱自清新开的两门课程，首先打破了中国文学系教学设置的旧格局，使五四以来文学和民间文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歌谣”这门课的内容十分丰富，有“歌谣释名”、“歌谣的起源与发展”、“歌谣的分类”及“歌谣的结构”等，后又增加了“歌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