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三点意见：（一）革命遗事的平面描写；（二）革命理论的拟人描写；（三）题材的剪取，人物的活动，完全是概念在支配着。持论十分公允全面。他备课极其认真，讲义就有三种，一种铅印，两种油印，随时充实修改，所以最后一种剪贴补正很多。因而这门课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都请他去讲课，可能是负担太重，1933年以后他就不开这门课了。

    和其他教师不同的是，朱自清课堂纪律特别严，经常点名，记忆力又好，只要点过两三次名，名字就记住了。有一次，一个男生没来上课，第二天在走廊上看到他，便叫他的名字道：“你昨天为什么缺课？”吓得那学生满脸通红连忙道歉，从此不敢逃课。他上课认真，改作业更是认真，他和俞平伯曾有过一次关于作业应否改得详细的问题的有趣讨论。俞平伯不赞成多改，理由是学生只注重分数多少，从来不仔细看老师的修改和评语。朱自清反对这种看法，他说：“我有一个学生，已经十多年不见了，忽然有一天来看我，他说，‘老师，我给你带来了一份礼物，你猜猜是什么？”我回答说：‘你不要买礼物，太破费了，我心里不安。’‘我知道老师一定猜不着，哪，你看’，说着，他从皮包里，拿出一本厚厚的作文簿来，这是我在中学教书的时候替他改的，如今他已由大学毕业，也在教中学了，真想不到我改的作文，他视若珍宝地保存得好好的。”

    “那只是千万个学生里的一个特殊例子。”俞平伯反驳道：“据我知道的是大多数学生，都是不把老师辛辛苦苦改的文章当做一回事的，不信，我来给你看一件事实。”

    俞平伯立刻掏出钱来，请人到巷口买包花生米，想不到那包花生米的纸，正是一篇作文。俞平伯笑说：“怎么样？这不是铁的事实！告诉你，大多数的作文，都是拿来包花生米的，所以我主张，不要改得太详细。”“不！这现象，也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特殊例子罢了”。朱自清不服气，他仿照俞平伯的口气反驳道：“大多数的学生还是欢迎多改的，不管怎样，各凭良心，我始终主张要详细地严格地改。”

    朱自清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为班上学生改作业，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自从接眷北来之后，有妻子儿女相伴，朱自清安享到了静谧的家庭之乐，得以全身心扑在教学上，做一些自己乐意做的事。他写了两篇《近来的几篇》对当前作品进行了评价，还为李健吾的《一个兵和他的老婆》、老舍的《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写了书评。为《粤东之风》和俞平伯的《燕知草》写了序。同时，还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了《儿女》、《白马湖》等优美散文。还抽空为《月报》写了篇随笔《说话》，主张文章语言要像“行云流水”一般自然，“文章有能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以说话论，不再是文章了。但这是怎样一个不易到的境界。”这种“谈话风”，也正是他自己散文创作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写作之余，他常在清华园里散步赏花。他爱繁花老干的杏，临风婀娜的小红桃，帖梗垒垒如珠的紫荆。但最喜欢的还是西府的海棠，那花絮得好，也淡得好，艳极了，却没有一点荡意。树干高的，疏疏的，英气隐隐逼人。有时俞平伯来了，他俩一天三四趟在花下徘徊。他偶然也到城里去，有一次，还带武钟谦和孩子们去玩了万生园。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谁能料到，不幸的阴影已渐渐逼近这个善良的家庭？武钟谦本来患有肺病，1928年1月11日她生了一个女儿，没有奶，只好喂奶粉，雇了个老妈子专管她；不料年底又生了一个男孩，过于劳累，过年之后病情日益严重了。小男孩身体不好多病，朱自清劝她少管，但她总是放不下心来，一会儿搂，一会儿抱，到了夏天小孩病更多了，她整天忙着小生命的汤药冷暖，毫不关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