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县挂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

    正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时刻，国民党政府仍然坚持卖国投降政策，把枪口朝向中国共产党和爱国群众，疯狂发动反共围剿，镇压抗日爱国运动，取谛进步团体，捕杀抗日青年，真是“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与他们相反，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旗帜，于长征途中发出了团结御侮的号召，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呼吁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群众爱国斗争的领导，于1935年初组成了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11月，在临委领导下，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秘密决定按《八一宣言》的精神，组织爱国学生，向反动派进行斗争。

    清华大学是北平学运的中坚，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时刻，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发扬了当年五四斗争的精神，热情奔走在历史列车的最前头。

    国民党政府为了迎合日本“华北政权特殊性”的要求，竟于11月26日下令撤消北平军分会、冀察绥靖公署，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均参与了政务，这实际上是变相的“自治”，把冀察两省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消息传来，北平学生愤怒了，学联立即于12月3日召开会议，通过了“发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和“联络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两议案，向卖国政府发起了强烈的攻击。

    这些，朱自清都看到了，他昼夜不安地思考着，他为敌人的猖狂和群丑的无耻感到无比愤怒，但他又想不出解决这一重大矛盾的办法，因此心情十分痛苦。12月6日，他给天津《立报》副刊《言林》编辑谢六逸写了一封信，表露他内心的忧愤和思虑。谢六逸贵阳人，系文学研究会的干部，朱自清和他素有交往。信里这样写道：记者先生：……近来的北平，先生是知道的，北平秋天本来最有意思，今年却乌烟瘴气。乌烟瘴气还不如风声鹤唳的好；今年和前年五月那一回简直不同，固然可以说一般人“见惯不惊”，但怕的还是“心死”吧。这回知识分子最为苦闷，他们眼看着这座文化的重镇，就要沉沦下去，却没有充足的力量挽救它。他们更气愤的，满城都让些魑魅魍魉白昼捣鬼，几乎不存一分人气。他们愿意玉碎，不愿意瓦全。但书呆子的话，怕只有书呆子来理会吧。

    所谓“前年五月那一回”，系指1933年日寇侵犯东北，吉鸿昌、冯玉祥等爱国将领在张家口组织察省民众抗日同盟军奋起抵抗，得到北平和全国民众支持事。今年“让那些魑魅魍魉白昼捣鬼，”即指“华北事变”中一系列丑剧。他为这一文化重镇的行将沦亡感到悲哀，对那些没有“人气”的现实感到气愤，他和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愿为民族的前途的前途去作宁为玉碎不求瓦全的斗争。

    信发出后的第三天，北平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一二·九”运动。

    历史上许多事件的发生，常是既有它的必然性，也带有一定的随机性。

    先是学生们听到一个传闻：国民党政府将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真是到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①的地步了。北平学联立即在12月8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明天举行大规模的请愿游行。12月9日，北平天寒地冻，朔风怒号，数千名大中学生冒着严寒，冲破反动军警层层封锁，高呼“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从四面八方涌向新华门，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请愿。当他们的合理要求遭到官方无理拒绝时，游行指挥部决定将请愿改为示威游行。

    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