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元旦上午，朱自清到工字厅参加新年团拜，晚上又出席中文系师生在余冠英住宅门前举行的新年同乐晚会。晚会主要节目又是扭秧歌，同学们给他化了妆，穿一件红红绿绿的衣裳，头上戴一朵大红花，他虽然身体不好，却兴奋地和同学们一起扭着，而且扭得最认真。散会后回到家里，他又在《日记》上记下一笔：“晚，参加中国文学系新年晚会，颇愉快。”他的这种和青年学生打成一片的精神，使许多人感动。闻家驷写道：

    他不但在功课方面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而且热心诚意地去参加同学们的许多课外活动。座谈会，讲演会，游艺会，他是每次都到的，他甚至在今年的新年同乐会上和同学们一起扭秧歌儿。我当时听了有这么一种感想，觉得在今天的民主运动中，青年人担起了一个最前进的任务，这任务就是要在中年知识分子和人氏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一个人如能放下师长的架子而去加入青年的行列，他将来一定会脱下知识分子这件衣服，加入人民行列，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的。①扭秧歌这一举动，确是反映了朱自清思想感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二天，由于过于劳累，胃病复发，尽吐酸水，不能进食，身子非常疲倦，只好呆在家中静养。

    闲居无事，日子过得有点无聊，不能工作，闷时只有翻翻闲书。一天，邮差忽然送来一个邮件，扯开来一看，心中大喜，原来是作家书屋寄来的自己的新书《新诗杂话》，是去年12月出版的。这本书共收文章15篇，另有一篇译文，多作于抗战期间。关于书的特色，他在“序”中说：“我们的‘诗话’向来是信笔所至，片片段段的，甚至琐琐屑屑的，成系统极少。本书里虽然每篇可以自成一个单元，但就全篇而论，也不是系统的著作。因为原来只打算写些随笔。”文章讨论范围极广，有诗的动向，诗素种种，爱国诗，歌谣和译诗，以及诗的声律等等，多半是在“解诗”，其原因就如他自己说的，“作者相信文艺的欣赏和了解是分不开的，了解几分，也就欣赏几分，或不欣赏几分；而了解得从分析意义下手”；而“分析一首诗的意义，得一层层挨着剥起去，一个不留心便逗不拢来，甚至于驴头不对马嘴。”集子于1945年10月编就，书稿寄出后便石沉大海，渺无音讯，后又听说书稿被书店失落了。每提及此事，朱自清就伤心异常，以为这本书永无问世之日了，不料隔了三年多竟然出版了。他喜出望外，不断摩挲，翻阅不已，乃提笔在目录后的空页上写道：盼望了三年了，担心了三年了，今天总算见了这本书！辛辛苦苦写出这些随笔，总算没有丢向东海大洋！真是高兴！一天里翻了足有十来遍，改了一些错字。我不讳言我“爱不释手”。“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说是“敞帚自珍”也罢，“舐犊情深”也罢，我认了。1948年1月23日晚记。

    他在第一行上边盖了一个“邂逅斋”闲印，最后一行下边盖了个“佩弦藏书之钤”，太高兴了，手忙脚乱，第二个图章竟然倒置了。

    身体不好，心境也不妙，无端地变得多愁善感了。去年12月7日，他在天津《益世报》副刊《星期小品》上看到一篇业雅写的《老境》散文。业雅姓龚，湖南人，系清华大学社会学家吴景超教授的夫人，也住在清华园，和朱自清熟悉，常写些散文前来就教。业雅当时只有45岁，不知何故竟在文章里发起暮年的感慨。文章开头这样写道：我是刚迈进老境的人。脸上刻出很多皱纹，鬓边添了不少华发，走起路来，脚底下没有弹力，像拖把似地就地擦，看起书来，像戏台上关公看左传一般要把书放得远远的。记忆力衰退，思想迟缓，高兴时不会笑得前仰后合，更不会捧腹地笑出眼泪来，坐久了腰酸，劳累了背痛。睡眠时间缩短，天还没亮就会醒来。这些现象，都是使人苦恼的。

    人到了老境，心情很难活跃，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