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最放心不下的是这未竟的文物研究。这也难怪，按照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在他的后半生里，他的人格是通过学术研究而获得升华的。然而，这终究只是一种替代性的升华（尽管这一替代在沈从文那里表现得比较彻底），是从文学创作向学术研究转移的结果。在他转向文物研究之前的近３０年里，他身上积蓄的巨大能量，是通过文学创作的主渠道获得宣泄的。这一宣泄渠道在后来的猛然受阻，原有的对象选择便转入潜意识领域。正是在这潜意识领域，他始终保留着对文学创作的眷念。我曾看过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留学生和沈从文一次饶有趣味的谈话记录：

    ………

    “假如你处的社会一直没有转变，对文学的要求也没有变化，你会继续写下去吗？”我问。

    他笑着说：“那不能不改变！”

    我继续追问：“那假如一直没有改变呢？”

    “那当然是改变好一点。因为文学也许只是个人的事情，个人的事情太小了。”

    我仍不肯放弃：“那假如不改变呢？”

    他顿了顿，慢慢地说：“也许可能，也许可能。……也许可能，因为当时我的年龄正是写的时候，《长河》那样的就没有写完。

    “现在不是因为上面喊我去，有限制我的框框，而是我自己的框框，我自己形成的，自己有种限制，自己想这样想那样，考虑的方法不同。”

    想起“这个东西”（指他的文学创作——笔者注），他轻轻地感叹着：“也可能的，也可能的……。”①他当然不能完全割舍在他生命的黄金时期苦心经营的那个文学王国。这个王国的人生世界是以中国西南的一小隅为中心建构的。从表面看，沈从文不过是一个区域性的作家。可是，从深处看，这远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仅其中厚积的文化沉淀闪耀着迷人的光形，而且澎湃着特定的区域环境与外部世界环境对流的巨大浪潮。当人们摆脱机械单一的政治——经济模式对文学的规范，从宽泛的文化角度审视时，其中隐伏的世界图像便被照亮了。一位美国的福克纳研究专家Ｈ·Ｒ·斯通贝克，将福克纳与沈从文比较以后，得出沈从文是中国的福克纳的结论。作为一种全面的类比，这一说法自有许多勉强的成分，但他到底发现了，面对人类的某些共同的境遇，东西方作家心灵的沟通。山川，海洋；种族，国别，无论是自然的阻隔，还是人为的分割，人类的心到底是能够相通的。１９８４年，来中国讲学的Ｈ·Ｒ·斯通贝克回国之前，企望着实现自己拜访沈从文的夙愿。当他得知沈从文正重病在身时，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一计划。不久，他从美国给沈从文寄来了一组表白自己心迹的诗篇。

    我来到中国的时候，我宣告了我两个最强烈的欲望：要会见沈从文，还要到湘西的丛山中去旅行。

    现在，走之前，这大概不会实现了，至少这次不行了。

    然而，也许这古老的人的愿望想握一握大师的手，想向创造者致敬想饱览他写过的那片土地，也无非是傻事。因为所有的东西生活的地方是在作品里，只有在作品里，他歌唱。

    和你在一起，那么，沈从文，我在鸭窠围度过了一个长夜；我像一个白痴，在寒风里伫立在河岸上，倾听着相思的歌曲，多情水手和寂寞妇人的歌曲；我曾向辰河上游航行，遇到一个对历史毫无负担的民族，他们的生活深深地植根于自然；我参加过给社稷神的祭祀，敬山神的仪式，所有地方的神秘风俗。

    我看到过神兵，

    听到过红嘴鸦护卫河上的水手，我知道苗族的放蛊，辰州符，那侠义，那勇敢，那热情。

    我遇到过半瓶醋的城里读书人，他们由于一知半解而视而不见清除了所有的东西；还有其它的戴着反光太阳的眼镜，没有眼睛，他们从来不懂得 一个人的话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