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就是对别人身上与我相似的东西的信心．一旦你不再相信人和人能够沟通，你就迟早会走进绥惠略夫式的思路。从二十年代初开始，同样是新知识分子的陈西滢们也好，呼吸着新文化空气长大的青年学生也好，甚至自己的朋友和熟人，母亲和兄弟：恰恰是这些似乎最应该和他相通的人，不断地向他证实人和人的不能相通，他当然要和绥惠略夫发生共鸣了。

    人道主义和个人的无治主义有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前者愿意为人道承担责任，后者却愤怒地要撤回承担，鲁迅既然和绥惠略夫发生共鸣，他对自己原先出于人道主义信念承担的种种责任，作出的种种牺牲，就必然要重新审视。周作人在绝交信上说：“我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这其实也正是鲁迅想说的话。

    一九二五年夏天，他写出一篇奇特的散文，题目叫《颓败线的颤动》，借做梦的形式，讲一个母亲为养活女儿出卖肉体。可女儿长大，嫁了丈夫，又生了一堆儿女之后，却领着全家责骂已经衰老的母亲：“我们没有脸见人，就只用为你……使我委曲一世的就是你，”连那个最小的孩子，也举起手中玩着的干芦叶，大声他说：“杀！”于是那垂老的母亲走进荒野，“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这是些什么言语呢？鲁迅写道：“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９每一对词都构成那样尖锐的对比，我自然要揣测，这是暗示了他自己的心绪的变化。一年以后，他终于在私人通信中，明白说出了那老母亲对天吐露的心声：“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自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了，除掉那一个人之外[指许广平]，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都在嘲笑我的瘦了这实在使我愤怒。……我的渐渐倾向个人主义，就是为此。”１０我理解他的口气为什么这样激烈、他的童年生活毕竟造就了他一份善良的心地，尽管他聪明，敏感，当与人交往，尤其是与比他年轻的人交往时，他还是会丧失警惕，一次一次地上当。还在绍兴教书时，就有学生借谈学业到他房中骗烟抽，还口宿舍传授经验，以至一些学生群起效尤，而他终不觉察。到北京以后，这样的事情就更多，性质也每每更为恶劣。我还相信，至少在潜意识里，他是把周作人尤其是羽太信子与他的翻脸，也归入这一类的。因此，他一旦从绥惠略夫式的思路来理解这些事，先前有多少善意，现在就会反过来激出多少恶意。正因为先前是宽厚而上当，现在就格外要用苛薄来自保，二旦好人发现自已“好”错了，他就会变成比谁都“坏”的人，鲁迅正处在这样的转变当中，他的口气怎么会不激烈呢？他那“渐渐倾向个人主义”的自白，无异是一声悲愤的宣言：我将不惮以最坏的动机来揣摩中国人！

    他当然不能完全实践这个宣告。一个人老是用恶意来揣测别人，他自己首先大概就没法活。他的内心又那样复杂，即便倾向于个人主义了，人道主义的情感也还会留存，就在写《颓败线的颤动》的同时，他依然扶持青年人，甚至也依然继续上当，一位名叫高长虹的青年朋友为了许广平对他不满，他就役有觉察。但是，在有些时候，他又确实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表现出明显的多疑和易怒。最突出的例子，自然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的“杨树达事件”。北京师范大学一位名叫杨树达的青年学生，正巧在神经错乱的那一天撞进鲁迅家中，举止自然有些反常，鲁迅便疑心是论敌派来捣乱的打手，很紧张地接待他，还连夜写了一篇文篇，题为《记“杨材达”君的袭来》，详细讲叙事情的经过，自己的感受，结尾写到：“我还没有预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千用了疯子来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这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１１一个星期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