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魏连殳的雄辩
了他的台。这是一种颇为暧昧的笔调,有一点揶揄,也有一点袒护,有时候像在讽刺,有时候又漏出同情,只要把它和另一篇稍后写下的《幸福的家庭》的叙述笔调比较一下,你就会看出作者并不真能像写别人那样从容自如。方玄绰在屈辱中苦苦撑持,日渐沮丧的那一份心境,不知不觉就会绊住他的笔。
但到一九二四年写《祝福》的时候,他的犹豫显然消除了。这篇似乎是继续《孔乙已》和《明天》的思路,借样林嫂的故事来表现绍兴社会的一角。可是,就在用平实的白描手法写出祥林嫂的一生的同时,他又忍不住用了另一种繁复曲折的句式,对作品中的“我”细加分析,不借将“我”的自语和祥林嫂的故事,隔成明显不同的两大块。他是那样不怕麻烦,翻来覆去谈论“我”在祥林嫂面前的支吾其辞,你就难免要猜想,他最关心的恐怕并不是祥林嫂。如果还记得他搬出八道湾时,与朱安作的那一番谈话,如果也能够想象,他面对朱安欲言又止的复杂心态,我想谁都能看出,他这种分析“我”的“说不清”的困境的强烈兴趣,是来自什么地方。在他的中,《祝福》是一个转折,正从这一篇起,他的自我分析正式登场了。他把它排在《彷惶》的卷首,这从他的的变化来看,不正是一个恰当的提示吗?
接着写出的是短篇《在酒楼上》。“我”重返故乡,却在酒楼上遇见昔日的同事吕纬甫,先前是那样一个敏捷精悍的人,曾和“我”同去城隍庙里拔神像的胡子,和别人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竟至于“打起来”,现在却行动迂缓,神情颓唐,一副潦倒相。他奉母亲之命回乡来迁小兄弟的坟,明明已经找不到骨殖,却将原葬处的土胡乱捡一些装进新棺材,煞有介事地迁走,掩埋;又受母亲之托,给原先邻居家的顺姑送两朵剪绒花,可这姑娘已经病死,他就将花随便送人,却打算回去说,“阿顺见了喜欢的了不得”。他甚至甘愿给富家子弟教《孟子》和《女儿经》:“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这样一个吕纬甫,和作者有什么相干?可你再仔细看看,他身上分明映着作者的影子。给小兄弟迁坟和顺姑的病死,都是作者亲历的事情,他选用自己的经历作素材,总含有几分自我分析的意思。我特别要请你注意,吕纬甫一手擎着烟卷,对“我”似笑非笑说出的话:“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口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这样总算完结了一件事,足够去骗骗我的母亲”;“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对我怀着好意的老朋友”--这不正是鲁迅也会说的话么?明知如此,却愿意另讲一套去“骗人”的想法,一看见有谁对自己怀有期待,便深觉不安的心情,都是他后来公开表示过的,那飞了一圈又停口原处的人生概括,也是他对自己用过多次的。至于他那看穿一切价值,顾“自己苦苦过活”的虚无感,不就是吕纬甫的“随随便便”吗?倘若他真是顺着虚无感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多半就会和吕纬甫成为同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酒楼上》正是作者对自己内心“鬼气”的一次专注的描述,主人公的精神历程,正是他从那“鬼气”的某一面概括出来的。甚至吕纬甫的脸相,都会令人想到他:“乱蓬蓬的须发”,“苍自的长方脸”,“又浓又黑的眉毛”——这不就是鲁迅么?
再来看那个的全部叙述都是依“我”的视线展开,一面是“我”看到的吕纬甫,一面是“我”对吕纬甫的评价,从头到尾,这两部分总是交织在一起,因此,吕纬甫的故事再打动人,“我”总是隔在中间,破坏读者和主人公的情绪共鸣。看得出,作者很着重这个“我”,为了让它一直在场,不惜设计那样一个呆板的叙述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