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的情形正是如此，爱情并不能使鲁迅摆脱困境。就拿他到广州这件事说吧，他所以愿意去，除了与许广平会面，也还有另外的意图，他自己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致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１可他人还未到广州，郁达夫和郭沫若已经离开中山大学，不能建造联合战线了。他却仍不泄气，将眼光转向中山大学：“只要中大的文科办得还像样，我的目的就达了。”２这所谓“还像样”，就是指像北京大学的样。他毕竟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他对蔡元培创立的那一种崇尚自由的大学风气，对这风气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始终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的确，在现代中国，只要存在这样的大学，那就无论遇上怎样的专制和高压，思想的火炬都不会熄灭。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要想对社会施加影响，恐怕也只能从发扬北大凤气这样的事情人手。所以，鲁迅一到中山大学，除了做国文系的主任，还担任教务长，一头扎进教务堆中，忙得不可开交。他公开以“五四”时候的风气作为标准，在一次教务会议上，他主张让学生有研究、活动。和组织的自由，就特地举出北京大学作为榜样。直到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大举“清党”，从中山大学抓走几十个学生，他还以“五四”为例，在他召集的紧急会议上据理力争：“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借发动全国工商界都罢工罢市。……我们都是五四运动时候的人，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不营救了呢？”３在广州的最初几个月，无沦说话做事，他的态度都那样积极，和在厦门时候是大不同了。

    但是，迎面就有一连串壁在等着他碰。首先是广州的激进青年对他不满了。他初到广州时，这些青年曾经热烈地欢迎他，蜂拥去听他演讲，有的还直接去找他。可是，鲁迅毕竟看多了黑暗，即使极力振作，在演讲会高呼口号，话一说长了，还是会流露出阴郁的意思。他说广州是一个红皮白心的萝卜，说广州的青年把革命游戏化，甚至说广州有大叫，却无思索，无悲哀，因此也就没有真正的革命和文学，４你想想，整日沉浸在狂热情绪中的激进青年怎么听得进这些话？他到广州才一个月，就有人以“鲁迅先生往哪里躲”的标题，在报纸上批评他。“鲁迅先生！你莫尽自在大学教授室里编你的讲义。……如此社会，如此环境，你不负担起你的使命来，你将往哪里去躲！”５接着，更有人用近于无理的态度责问他：“你不愿意从事文学革命；你又不去做武装者的革命；那么你处在今日的中国，更拿着一种什么革命的东西在领导着一般青年？”６与此阿时，广州的文学界也开始有人批评他“落伍”，认为在北伐的形势下，《阿Ｑ正传》那样的作品已经没有资格再自称是革命的文学，７面对这样的不满，鲁迅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当然不愿意青年人误解他，读了那篇《鲁迅先生往哪里躲》，他立即清许广平以她的名义，写了《鲁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的解释文章，在同一张报纸上发表。但是，他又很知道，他其实无法向这些青年解释清楚，以他们的天真和幼稚，怎么可能理解他那“无话可说”的深刻的迷惘？他只有暗自苦笑了。

    接着是中山大学内部的人事纠纷。鲁迅虽是教务长，学校的实权却操在教务委员会手中。这委员会的几个主要人物，像戴季陶，朱家哗等人，都是国民党的要人，官场上的老字，他们绝不愿意将中山大学办成北大那样的学校，鲁迅和他们自然不会有多好的交情。文科主任傅斯年，本是鲁迅在北京时的旧识，却那样热衷权力，也使鲁迅很失望。二九二七年三月，傅斯年更将顾颔刚请到中山大学来当教授，鲁迅坚决反对，甚至说：。他来，我就走！”可傅斯年还是将顾请来了，鲁迅立刻就辞了职占他写信对朋友忿忿他说：“我到此只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