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百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命运的人。”８“当苏俄施行五年计划的时候，革命的劳动者都为此努力的建设，……到页年半，西欧及美洲‘文明国’所视为幻想、妄谈、昏话的事业。至少竟有十几个工厂已经完成了”。９接着又专门写文章来称赞，说俄罗斯的黑土中确实长出了“成功”，１０说这成功使他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１１如此热烈的口气，他还从没有对别的事物用过。

    将苏俄描述成理想的标本，下一步就自然是在中国寻找它的相似物。既然认定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是千千万万穷苦人造成的，你要在中国实现同样的成功，就势必得把眼光转向中。国的穷苦人。鲁迅似乎早有这样的念头。在北京和广州，他看多了知识者的无用，看多了青年人的叵测；种种流血的事实又一再向他证明，光靠文字和思想，决不能战胜拥有暴力的黑暗。因此，还在离开厦门的时候，他就已经产生了将人区分为“聪明人”和“傻子”的想法，他去集美学校演讲，一开口就说：“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的”，“这些傻子，就是工农群众”，“他们有坚强的魄力，有勤劳的德性……”１２在《坟》的后记中，他更明白写道：“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１３从早先高喊“任个人而排众数”，到现在将世界放到“愚人”肩上，他的立场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这个新立场再转到将工农视为中国的希望，那几乎是顺理成章，非常容易了。于是，也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接。二连三地断言，中国的将来也必是工农百姓的天下。“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１４“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１５不用说，他对共产党和红军控制下的江西“苏区”，也就因此特别重视，这是中国土地上唯一和苏俄相似的地方，也是他那“无产者”的“将来”在现实中的唯一的例证，倘若那里的状况能够使他满意，他对自己的理想就可以放心了。可惜他困居上海，不能前往“苏区”自己去看，只好求助于目击者的介绍。就是这样的目击者也很难找到，他只好向共产党人去询问。一九三二年，他就在家中会见从“苏区”秘密来上海养病的红军将领陈赓，了解“苏区”的情况，他尤其注意农民的生活状况，提了一大堆具体的问题。最后他相当满意，确信“苏区”的农民已经获得了某种“解放”。他后来甚至表示，要写一本描写红军的。１６国外有苏俄的证明，国内又有”苏区”的证明，再加上国民党官方的反面的证明，他似乎的确可以相信，他已经替自己对于“将来”的理想，成功地指出一条现实的可能性了。

    理想是有了，但它很脆弱，所以鲁迅紧接着要做第二件事，就是像五年前驱逐内心的“鬼气”那样，再一次搜索自己的头脑，剔除那些与理想不合的思绪。需要剔除的东西也真不少。比方说，他向来把流血看得很严重，因此，他一方面忿恨统治者的凶残，甚至将被统治者翻身之后的“残酷”，也算到统治者的帐上；１７另一方面又反感这种”残酷”，甚至会由此联想到中国历史上鹏大规模的屠杀，那些“愚民专制”的血淋淋的暴行，而禁不住生出对“革命”本身的厌恶。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怀疑，对国民党在广州清党”的反感，实际上都是出自对鲜血的珍贵，他所以称许叶赛宁们的“无可厚非，一个下意识的原因，也就在他们对革命的残暴一面的惊骇，能引起他的深切的共鸣。

    可是，他现在将自己的理想托付给了俄国式的革命，怎么还能再反感它的“残酷”呢？自己亲身经历了统治者的暴力威吓，他对那种“以牙还牙”的报复心理，也自然比先前更能体会。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有意识地替革命的残暴辩护了。借评